京，也不知道之前沒有一點編輯經驗的我突然跑到北京到底能做點兒什麼。確定我已經辭職之後，他們開始沉默，整個家陷入一種可怕的死靜。十天後我啟程，母親默默為我收拾了行囊。後來，我媽才告訴我，我做警察的父親在得知我辭職訊息的當天就去了一趟北京，專門跑到我要工作的公司徹徹底底地打聽了一通，確定靠譜之後，才默許我離開家。

來北京的第一段日子，我借住在一個朋友的朋友家，只因為她就住在我公司對面，再遠點兒我可能不認識路。我要做的版面是“兩性與健康”，這對於一個之前性生活物件只有大學男友一人的姑娘而言實在滑稽。不過一切容不得我選擇，這對我而言不是安排，是任務。

幾個月後，我已經見過所有之前認識的在北京工作的網友。我依然什麼地方也找不到，工作還沒轉正期間，我那點微薄的工資幾乎都用來晚上和朋友吃飯來回打車，當老師時攢下的工資基本上花了個精光。總是在別人家叨擾不是長久之計，於是我用身上的最後一筆錢租了間房，房主是對北京的老夫妻，兩個人住在破舊不堪的樓裡，只住兩室中的一間，另一間租給我。壞訊息是窗戶搖搖欲墜，好訊息是距離公司近且價格便宜。

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在喝酒，沒有一天不是凌晨才回家。每天穿著大眼兒的絲襪，蹬著高跟鞋，兩根手指夾著支菸，給自己塗個大紅色的嘴巴走在這個城市。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非要這麼幹，但我只知道，如果當時的我任憑自己的狀態消沉下去，我很可能在某個週末被壓抑扼死在那個破舊的小屋裡。這種想法如今想起來很滑稽，但卻是我當時的唯一念頭。

沒人瞧不起我，沒人給我冷眼，我只是突然覺得自己渺小。我按照之前做教師時的工資提了薪資要求，可這個數字在北京這個城市仍顯得少到可憐。有時候，我會在下班之後坐在人潮擁擠的國貿地鐵口拎著一瓶啤酒看周圍的人：他們個個行色匆匆，好像這個城市一直需要他們；他們好像永遠那麼忙，好像他們就是這個城市未來命運的決定者；他們總說“下班了，回家”，可我總是想：這個城市真的是他們的家嗎？能讓自己睡個覺的地方就是家嗎？他們真的需要一個每平米支付五萬塊才能買下來的家嗎？我們每個人好像一直都在跑，卻總覺得自己把心和最後一點安全感落在了千里之遙的家鄉。

我開始強迫自己找個北京籍男友，我希望這麼做能換來內心的安全感和歸屬感。我知道有了他就不必再到處問路；我知道有了他不用住在冬天蓋三床被子才能暖和起來的舊房子裡；我知道有了他能有個關於明天的期許；我也知道，有了他也許就不會讓我的孩子跟我一樣，不得不面對初到大城市的悵惘。

當我的男朋友第一次帶我回家的時候，我並沒有看到新樓盤裡氣派的大宅門，那是一幢破舊的小樓，電梯裡黑咕隆咚，開門的是兩位老人。我低下頭默默吃飯的時候，我聽到他母親在廚房裡問他：“怎麼是個外地姑娘……”

2011年，因為連續喝酒熬夜和不規律生活，我生了場大病，父母聞訊趕來，給我單獨租了一間房子。他們說：回去吧，回家怎麼都比這樣強。我就樂了，我說我來了就不打算走，要是這麼走了我之前受的這些罪就全白費了。我媽開始掉眼淚，她說，我知道你過得不好。我說真的，我過得挺好，我要是真過得不好，我都活不到今天。

之後的日子我開始老實地生活，大約是之前過剩的荷爾蒙都被那一場病搞得消失殆盡，再不需要酒精和徹夜狂歡來消耗它們。我發現日子竟然也能這麼順理成章地過，我再也不在意北京戶口，我再也不羨慕三環有房，我再也不動輒就長吁短嘆，我再也不把自己搞得狼狽不堪。事到如今，除了每個月讓自己活得不再拮据之外，我還能掏出一大筆銀子補貼父母。當賺錢、買房這類事情都有可能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