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羅聯軍征討百濟，是在公元660年，彼時日本大化革新已進行了十五年，雖然改革尚不完善，但整個國家的發展已經進入了良性迴圈。尤其在掃蕩蝦夷的戰事成功之後，大和朝廷大體上完成了本島統一，國家開始出現強盛趨勢，國力處於上升期。

唐羅聯軍與百濟開戰的訊息傳到大和朝廷，已是戰爭發生後數十天的事了，與百濟關係向來密切的日本之所以沒有在第一時間給出反應，是因為唐羅聯軍的閃擊戰策略收到奇效，而派往唐朝的使團被唐朝軟禁，這些遣唐使在9月12日被釋放之前一直被看押，根本無法獲取外界訊息，更不要說向日本傳回戰時情報。

百濟叛軍向日本求救之時，恰逢阿倍比羅夫征討蝦夷凱旋。日本再一次燃起了重歸半島的野心，加以本國軍隊經過多年戰爭歷練、士氣正盛。但是大和朝廷心裡很清楚，東北戰爭的物件只是蝦夷部落的烏合之眾，而如果要出兵朝鮮半島，它真正的對手並不是新羅，而是本國推行改革的效仿物件——大唐帝國，是日本數百年來一直仰慕的大陸王朝。

對於這一切，大和政權統治者不可能不做一番仔細考量。

但與此同時，大和朝廷也確實有與大唐帝國一決高下的強烈慾望。

百濟的覆滅對日本大和朝廷來說，也是極其重大的損失，這意味著它失去了一個盟國。如果聽任百濟亡國，日本在半島上的利益將被徹底清除。

再者，日本實施大化改新以來，國內矛盾迭出，朝堂之上以及背地裡的權力鬥爭從未消停過。在改革過程中利益受挫的舊豪族明目張膽抗拒改革，改革派的核心成員之間也是關係微妙，對領導權你爭我奪。以中大兄皇子為首的改革派雖然有能力對政治異己實施鐵腕，但是他仍舊時時受到有形或無形的掣肘，他對已經在手的權力沒有安全感。

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迎回原百濟王子扶余豐，試圖在政治上進一步為自己增加砝碼。

在此後大半年的時間裡，扶余豐在日軍的護送下，先後三次往返於半島與日本，在日本大和朝廷的主導下，策劃所謂的“復國大業”。

但扶余豐的回國並未平息百濟殘餘勢力內部的權力鬥爭。鬼室福信除掉僧人道琛之後，挾持著扶余豐，繼續對唐軍進行襲擾。

公元661年（唐龍朔元年）10月，大漠南北的鐵勒發生叛亂。　。　想看書來

七　日本在忙什麼（6）

12月，日本試圖支援高句麗，齊明女皇遣水師北上，停泊在百濟沿岸的船隻失火受到一定損失，但仍起到了聲援的作用。

公元662年（唐龍朔二年）2月6日，百濟境內的唐羅聯軍到達平壤，遠道送來所剩不多的糧草。由於遠征作戰，後勤補給困難，加上天降大雪，唐軍在高句麗戰區的軍事進展不順。唐初名將龐孝泰和他的十三個兒子全部戰死，龐孝泰所率嶺南兵全軍覆沒。高宗皇帝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

由於在高句麗戰區的戰事失利，高宗皇帝在命令撤出圍困平壤的主力部隊之後，給屯兵百濟熊津城的劉仁願下發聖旨：為避免孤城不可守，發生無謂的消耗，率部隊撤至新羅境內，如果新羅王金法敏挽留他們鎮守新羅，則在新羅待命；如果新羅拒絕，就乘船回國。

撤軍詔書於4月送達。劉仁願所部幾經生死，思歸者眾，戰爭進行得十分艱苦。唯有劉仁軌認為應該堅持繼續留鎮百濟，並說服眾將。

扶余豐與鬼室福信以為劉仁軌部接到聖旨必然會撤軍，於是放鬆警惕，並派遣使者傳達：“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

公元662年（唐龍朔二年）7月，劉仁軌抓住敵軍麻痺大意的有利戰機，主動出擊，在熊津江東岸有力地打擊了鬼室福信所率領的百濟殘餘，並且贏得赫赫戰功——連續攻取支羅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