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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仔細閱讀小說當可發現，這位周郎的不正常也是有規律可循的，可謂間歇性的發作。在處理東吳內部事物或與曹操一方作戰時，周瑜往往是精神煥發，神勇無比，遊刃有餘，一副少年老成的英武形象。但是，一旦與劉備一方交鋒鬥智特別是面對足智多謀的諸葛亮時，周瑜立即就換了一副面孔，風采頓失，一下變得愚蠢無比，屢受挫折，成為一位結局可悲的弱智者。寬容與狹隘、睿智與愚蠢、從容與暴躁、遠謀與近視，就這樣奇怪地纏繞在同一個人物身上。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人物應該說是極其少見的，即使是有，也應歸入精神不正常者的行列。如此一位精神極度不正常的人物何以能成為東吳的得力干將，屢屢得到孫策、孫權的信任和重用，被委以軍國重任，看完小說，不能不產生這一疑問。要知道，東吳就是依靠這樣的人物立國存身，成為鼎立局面中的一方，並維持了比西蜀更長的時間。顯然，在小說中，這位周郎出了問題。

自然，問題不在周瑜本人，而是出在小說作者身上。究其根源，乃是作者對周瑜的定位有些問題。儘管周瑜也是一位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是東吳事業的重要支柱，但在作者的安排下，他不得不為小說中另一位更為重要的核心人物——諸葛亮作陪襯服務。在小說中，周瑜主要是作為諸葛亮的陪襯而出現的，他如同福爾摩斯探案集中那位整天作張口結舌狀的華生，以自己的無能和愚蠢來襯托諸葛亮的高明。有了周瑜的襯托，諸葛亮的形象倒是寫得十分光彩，又是舌戰群儒，將東吳群臣一概罵倒；又是草船借箭、巧借東風，活生生將周瑜赤壁之戰的蓋天功勳全部搶走不說，還屢出毒招，最終將周瑜三氣而死。按說次重要人物為最重要人物作陪襯倒無不可，只是作者這樣淋漓盡致、毫無顧忌地寫來，諸葛亮倒是寫好了，但周瑜卻被寫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了。顯然，諸葛亮形象塑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周瑜為代價取得的。運用陪襯手法時是否一定要將陪襯者犧牲掉，這是值得懷疑的，能否在寫好被陪襯物件的同時也兼顧陪襯者的形象，達到雙贏的藝術效果，對小說作者這樣優秀的寫作高手來講，並不算是特別苛刻的要求，因為在《三國演義》中，為諸葛亮作陪襯者除了周瑜之外，還有那位老謀深算的司馬懿，而後者在作品中的表現顯然比周瑜要正常得多。

這個周郎不正常（2）

小說創作不同於編撰史書，並不一定要嚴格按照史實來寫，作者完全有虛構想像的權力，他有寫出人物負面性格的權力，也有將歷史人物徹底“易容”的權力，即使是將周瑜寫成丑角也無所謂，但是對其言行舉止、思想性格各個方面的描寫要和諧統一，不能相互背離，發生牴牾，但小說中周瑜形象的描寫恰恰正是犯了這個毛病。如果僅從書中和諸葛亮鬥智的這類事蹟來看，心胸狹窄、脾氣暴躁的周瑜倒也寫得頗為傳神，但是一旦放在整部作品中來看，問題可就大了。因為在小說中，周瑜並不總是和諸葛亮同時出場的，在沒有為諸葛亮作陪襯服務的時間裡，他的形象一下又變得如此高大。如果將諸葛亮缺席時的事蹟歸納到一起來看，周瑜又成了一位胸懷遠大、智勇雙全的少年英雄形象。人格再分裂，精神再有問題，也不至於反差如此巨大，大到不可理喻的程度。

何以一位光彩照人的少年英雄人物竟淪為昭顯他人輝煌的次要角色，這確實是一個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