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考試中佔有一席之地或獲得高官厚祿。如果有什麼人能讓一個滿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魯的外鄉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對這個久已存在的江南問題，在處理這種愛恨交織的關係時，弘所以自己的方法表達丁自己的看法。凡在滿族人眼裡最具漢人特徵的東西均以江南文化為中心：這裡的文化最奢侈，最學究氣，也最講究藝術品味，但從滿人古板嚴謹的觀點來看，這裡的文化也最腐敗。

正是因為江南文化有著種種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對滿人的價值觀念——那種弘曆喜歡想象的價值觀念——構成了威脅。

如果滿人在中國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話，那麼，正是江南文化對他們造成了最大的損害。

皇帝本人既為江南所吸引，又為江南所排斥。在訪問江南後，弘曆將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滿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祟。但除了精巧與優雅外，江南也意味著墮落與漢化。江南頹廢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裡就任的優秀官員們，不管他們本是旗人還是漢人。①長江下游的社會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蝕牙齒一般腐蝕著人們的美德。大學士劉統勳的兒子劉墉（這當然是北方的一個好家族）在剛剛擔任了一任江南學使後，於1762年就這個問題提出了一份措辭嚴峻的奏摺。他對江南已經商業化的富紳在力量與影響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況作了描述。“生監中濫事妄為者，府縣官多所瞻顧，不加創艾。”

官吏們“既畏刁民，又晨生監，兼畏胥吏”，結果使枉法的人得到開釋，而官府則對極端的行為熟視無睹。由於地方上層人士勢力強大，府縣官吏為明哲保身，學會了對麻煩睜一眼用一眼的精妙技巧。弘曆批示道：劉墉“所奏實切中該省吏治惡習”。江南士民風尚本來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縱，“遂致漸染日深”，達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弘曆接著寫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為甚，此固非劉墉一人之私言也。”兩江總督尹繼善和江蘇巡撫陳宏謀便是不好的樣板。這兩人在這一地區任職時間最長（尹繼善六年，陳宏謀四年），但兩人均以“無事為福”為信條。兩人都有豐富的行政經驗，但“上和下睦”已成為他們為官的習慣。再加“其下屬又大半往年舊屬”，他們已慣於為之文過飾非。上司對下屬酌監督極為鬆散，以至於那些貪官汙吏敢於串通一氣，”有意延擱公事一。尹、陳兩人對這種混亂局面的形成難逃其咎。如果像他們這樣的高官能身為表率，其下屬又怎敢為非作歹？他們必須對“怠玩相沿如劉墉所奏”的官吏“據實參處”。如果他們只是以此來對付自己的政敵，則“更難逃聯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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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弘曆喜歡向江南官員們指出，在進入江南這十高度腐化的環境“以前”，他們還都是有良知的官員。甚至連兩江總督高晉這樣深受信任的老臣，也受到過“實屬昏慣糊塗”的苛責。《清實錄》，第751卷第6頁（17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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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墮落甚至侵蝕了諸如尹繼善這樣的滿族中堅分子，更不必說像陳宏謀這樣的漢族資深官僚了。江南的烏煙瘴氣滲入了各個層次，從省級大員到縣級官員，無不為之波及。為使官員們避免受到地方影響而設計的迴避制度，也難以抵制在道德風氣敗壞的長江下游地區長期為官而受到的侵蝕。如果說，江南文化對滿人來說是一個陷阱，那麼，素質本來就差一些的漢族官吏（甚至是最優秀的漢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縱、任人唯親、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小心翼翼以及優柔寡斷，等等，所有這一切都造成了官員們在與皇帝的通訊中戰戰兢兢、謊話連篇。這就是對滿清政權的完美健全構成了威脅的江南陋習。當我們對1768年官員們在皇帝反妖術運動的巨大壓力下的所作所為進行考察時，就會對這些陋習有更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