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的女會員都戴紅色的自由帽，並強迫其他婦女也學她們的樣子。按代表們的意見，在革命最激進的時刻，也就是在非基督化的時期，服裝的政治化對於推翻已經確定的兩性秩序來說是個不小的威脅。法布林？德格朗林把自由帽與婦女男性化聯絡在一起：“現在她們要的是紅色的自由帽，但她們不會滿足於此的，很快她們就會要求帶手槍的腰帶。”在等待領救濟的隊伍中，武裝起來的婦女就更加危險了，更糟糕的是，她們還開始組建俱樂部。德格朗林接著警告說，“這些俱樂部不是由家庭中的母親、女兒和姐妹們組成的，而是由女冒險家、中世紀的騎士、解放的婦女和女戰士組成的。”代表們的掌聲表示他觸動了他們敏感的神經。第二天，代表們就投票反對所有的婦女俱樂部，因為這些俱樂部推翻了“自然”秩序，也就是說它們把婦女從她們專有的家庭身份中“解放”了出來。為了回應市政廳的女代表，兩個星期之後肖梅特疾呼道：“婦女們不去虔誠地幹好她們的家務和照顧好孩子的童床，而是到公眾場所去，在畫廊和議會的圍欄內發表長篇大論，這得體嗎？”根據最激進的雅各賓派的領袖們的意見，婦女是與私人生活相聯絡的，她們以婦女的身份活躍在公眾領域是被大多數男性所反對的。書包網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法國大革命及國外的影響（4）

儘管，國會會議明確表示支援個人有選擇著裝的權利，但整個國家在此問題上已越陷越深。自1792年7月5日起，法律規定所有的男性必須戴三色帽，而且自1793年起，不論性別，全體法國公民都必須戴它。1794年5月，國會要求藝術家代表大衛發表他對改進國服的觀點和建議，他提供了八個草案圖紙，其中包括兩套市民制服。他所提出的市民制服與官員制服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區別，這兩種服裝都包括帶束腰的開襟短上衣、緊身長襪、短靴或者鞋、無邊女帽以及一件半長斗篷。這種服裝，既代表了復古和文藝復興，又有戲劇主題。但是實際上，只有大衛的年輕顧客才穿著這位藝術大師的市民服裝。然而，來自廣受歡迎的共和國藝術協會的市民服裝的創意表明，人們希望消除公眾與私人之間的界線。不管是不是士兵，所有的市民都將穿著制服。藝術協會的藝術家堅持認為目前的服裝式樣與自由民的身份極不相稱。他們認為如果個性已經被革命化了，那麼服裝也需要徹底的革新。如果服裝上還存在著社會差異，那麼怎麼能實現平等？一點也不奇怪，藝術家和立法者都認為婦女的服飾並不是那麼重要。按維卡的說法，婦女的著裝除了比較過分的手帕以外基本不需要做什麼變化，由於她們的作用被限制在私人化範圍內，因此也就不需要穿國家的市民服裝。

甚至當國家大規模改革和統一男性私人服裝時，服裝還具有政治意味。熱月行動中，年輕的紈絝子弟們戴著白色的亞麻布，攻擊那些頭髮上沒有裝飾的雅各賓黨。紈絝子弟的“犧牲者服裝”包括一件圓領上衣，雅緻的鞋子，留著長長的鬢角，手裡還拿著灌鉛的短手杖。總的來說，革命給服飾帶來了開放和光明。對婦女來說，這就意味著能越來越多地露出肌膚直至一個記者評論的程度：“有幾位女神穿得如此少，如此透明，以至於她們否認會產生獨特的滿足，那種猜測的滿足。”

私人空間中最私密的物品都被印上了革命的熱情標記。人們可以在富裕的愛國者家裡看到“革命之床”或者“聯邦之床”。各種瓷器和彩陶器上都被畫上了共和國的圖案或者裝飾。鼻菸盒、剃鬚杯、鏡子、各種櫃子，甚至坐便器都被畫上了革命的場景或者具有象徵意義的底座。自由、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