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陛下的問題時，郭嵩燾的每一個字句都顯得很謹慎，但謹慎中又不失大膽。

“雖然西洋市街面貌早有所聞，皆與想象的無特別不同，但至於學校和其它工廠則實在是臣拙筆所能盡述，臣以為，雖陛下學以西洋者，並未從根本上學以西洋，興建工廠、操練陸海軍，於臣等之見多屬皮毛之事……我今日之文明非真正之文明，我今日之開化非真正之開化！”

郭嵩燾的這番話落到的朱宜鋒的耳中，只讓他整個人不由的一愣，他可沒有想到郭嵩燾居然如此大膽，若是這番話傳到別人耳中，不知會引起什麼樣的軒然大波。

“大凡國之強弱由於人民之貧富，人民之貧富繫於物產之多寡，我國經由滿清兩百餘年奴役，盡行弱民之策，徒擁文明之虛名，競蒙貧弱之實害，若要國家富強必養根本之實力，而所以養實力者無他，專在殖產厚生之實務而已！”

“弱民之策……”

在郭嵩燾說出這四個字時，朱宜鋒先是一愣，隨後思索片刻答道。

“雖說滿清要為中國現在的情況負有絕大多數責任，但是弱民之策，絕非滿清獨有，弱民的第一步就是“愚民”，而最早提出“愚民”這一思想其實是春秋的老子莊子和管子。其宣稱上古以來擅長治理國家的君主，並不推行讓老百姓聰明起來的教育，而是運用愚民之策。人民之所以難以治理，在於老百姓很聰明。所以用讓老百姓聰明起來的辦法治理國家，則必然危害國家。若推行愚民之策，則是國家之福。《道德經》的“古之善為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基本上可以視為“愚民”之始……”

在過去的幾年之中，為了彌補國學上的弱勢，朱宜鋒一直在研讀古代經史子集等典著，也正因如此，相比於過去，他更直觀的瞭解的中國的古代文化，而也正因如此他才會驚駭的發現一些過去未曾注意的事情。

所謂用來“愚民”的儒家並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披著儒家之皮的“山寨”的儒家，真正的儒家學說反倒是站在民眾的一方。為什麼儒家後來揹負了“愚民”的罪名，一方面是到了近代，批判儒家者根本就沒有看過如《詩經》、《尚書》、《論語》等儒學著作，不過只是空憑臆斷，便把“愚民”罪名完全甩給了儒家。

但是若是說儒家學說“冤枉”其倒也不冤。這種矛盾實際上是因為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後的代儒家，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既是儒家的發揚光大，同樣也是儒家的變態，是儒家的“離經叛道”，在董仲舒時期，儒家已經摻雜了“法家”以及陰陽五行等學學，可以說那時的儒家學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披著儒家之皮的“法家”，秦國的，準確的來說是法家核心的“愚民”，開始於影響儒家。然而這僅僅是開始，在隨後的數千年間，中國的君主開始選擇性地強調儒家中的綱常等級觀念，已達到維持統治的目的。

而儒學本身非但沒有愚民政策，相反，其站在普通民眾立場上想問題。儒家學說講究“有教無類”，提倡開化民智，講究的是“有恆心，有恆產”，在儒家經典中很多論述根本沒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對於統治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是在看待個體犯罪問題時，也反思是不是社會制度使他們做出這樣的事情。儒家在諸學說中有自己獨立的思考，並不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看問題。這一點與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佔著統治者的立場上出謀劃策，甚至包括號稱“無為”的老莊之學亦是如此。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老莊的這些觀念當時並非主流之說，諸子百家亦以其為“謬論”，加之也沒有實際來證明這一理論的可靠性，是以“愚民”之說也就沉寂了下去。直到戰國時期，天下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