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靠了地方富豪皋伯通，居住在皋伯通大院外面廂房裡。他的生計並不靠皋伯通接濟，而是出去打工，給人舂米。

這位來頭奇特的打工者每次幹活歸來，孟光給他準備飯菜後，裝到叫“案”的那種托盤之上，要將托盤舉到齊眉之處，並不敢仰視他。這樣的動作持之以恆，終為皋伯通察覺。“哇塞！哪有這麼牛氣的打工仔呀？”皋伯通由此判斷該打工仔不是凡人，就恭敬地把他們夫婦接到大院裡面去住了。梁鴻得到了一個稍好的居住環境，開始埋頭著書，寫了有十幾篇。但其內容為何，後人無傳。不久，他病死在了吳地，皋伯通佩服他是位不凡的人物，就把他埋在春秋時代吳國著名刺客要離墓邊。孟光與孩子們則回到了扶風老家，至於孟氏如何度過餘生，史無記載。一對志同道合的夫妻最終生死各居一方，也算是令人傷心的事情了。

“舉案齊眉”的故事轉化成了成語，並演變夫妻相敬的典範，然而，短短的《五噫》之歌卻成了少數人心靈反抗史的一段難以捨去的歷史奏鳴曲！

與梁鴻徹底飄遊於體制外不同，稍晚的另一位反抗者卻是位體制內人士。他叫楊倫，字仲理，陳留郡人。他的老師是在劉炟時代就已大名鼎鼎的丁鴻，丁鴻兼通《歐陽尚書》與《古文尚書》，楊倫學的是後者。

楊倫的反抗是純體制內的，他與梁鴻對社會的制度性否定不同，他堅持反對腐敗。因為腐敗問題雖然是一個大的社會問題，其實更是知識分子階層的一個大問題，比方說《歐陽尚書》家學大師歐陽歙在身為太守之時，竟貪汙了上千萬的錢財。

他楊倫與歐陽歙及《歐陽尚書》也是能扯上關係的，因為他的老師丁鴻是學習《歐陽尚書》出身，而老師的老師即桓榮老先生也是學習《歐陽尚書》出身。到了他楊倫呢，他就兼學《古文尚書》，並終以此立業。

《古文尚書》作為一種新的學術版本，當然把《歐陽尚書》包括在內，但畢竟已是與《歐陽尚書》大不相同的新學問。他是否以改立《古文尚書》為業來表示與有腐敗嫌疑或氣息的《歐陽尚書》劃清界線，史無可考，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反腐敗的心態到了“發瘋”的地步。

楊倫是位正直的學者，起初學成時，極力推辭公府徵召，而是專心致志地教學生。他講學，不在繁華都市，也不在秀麗山莊，而是選在大澤中。就是選在大澤中，仍然有千餘弟子跟從，可見影響力非凡。後來，不得已應召，以博士身份給劉炟的兒子清河王劉慶（也是安帝劉祜的父親）當師傅。就在他剛任清河王傅的這一年，延光四年（公元125年），32歲的劉祜死了。不知道什麼原因，楊倫對劉祜的感情要比對自己服務的物件深得多，他扔下該乾的差事，到洛陽去奔喪，並在宮殿外高聲哀嚎。安帝的太太之一、閻太后得知楊倫“專擅去職”，大為惱怒，就下令給楊倫判刑即“坐抵罪”。很快，順帝劉保登上皇位，借國家的喪後之喜，赦免楊倫的罪過，並讓他在安帝的葬所恭陵守孝。守孝期滿，升職為侍中。

從隱士到博士，從博士到王傅，再由王傅到罪犯，而後升職中為中央高階官員，對一個本來心理素質良好的學者來說，等於又增加了重要閱歷。由此，對付一宗牽涉面極廣的腐敗案件的責任，非他楊倫莫屬。當時沒人願去觸動那件大案子，因為案主任嘉的關係網極為龐大，與百餘位將相大臣“牽染”。不僅小小的縣令任嘉手眼通天，而且藉著這種能量，他“帶病上崗”，由邵陵縣令升職為武威太守。

楊倫決定拿掉貪賄千萬、不降反升的任嘉，他很認真地寫了一封告狀信，信上說：

“臣下我學習《春秋》，知道誅惡及本的道理，也就是說誅本而後惡消。這好比人抖落裘服一樣，要拽著領子抖，領子持得正，裘服上的毛就順了。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