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詩人十二家》時講到羊令野的《蝶之美學》便發揮道：“這隻雄彩蝶記得自己曾經是睡眠的蛹，無知無覺，後來化蝶，在春天裡忙於採花。它飛入過莊周的夢境。它逃脫了香扇的撲扇。它遊戲了一生，現在雖死了，仍感到滿意。當然，給釘在標本盒裡不能飛了，但可讀讀《莊子·逍遙遊》，想像一番鵬鳥自北冥飛往南冥是怎樣的快活，也就等於自己在飛了。”但流沙河先生說這樣的人生觀“未免悲觀，不足取法”，這也是他80年代初期思想的真實反映。不過，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他日後面對同一材料而發生的不同的思想轉變。尤其是他帶自傳性的隨筆《這傢伙》，可以說是奠定了他日後行文風格的一篇典範之作，進而生髮出他嬉笑針砭、自嘲他嘲的文章格局，並由此批判現實社會的荒誕可笑，表達自己的詩人之思。《這傢伙》以第三人稱述己事，不受第一人稱行文記事時的羈絆約束，顯得佻跌宕，嬉笑甚至怒罵也就是順乎自然的事了。“這傢伙瘦得像一條老豇豆懸搖在秋風裡。別可憐他，他精神好得很，一天到晚，信口雌黃，廢話特多。他那鳥嘴1957年就惹過禍了，至今不肯噤閉。自我表現嘛，不到黃河心不死！”接下來便嬉笑地證明“說他是詩人，我表示懷疑”，“真他媽的見鬼！我相信年輕人決不願意讀他的詩。歷史將淘汰他，無情地！”這樣的文章，倘若以第一人稱寫來，就會變得滑稽與矯情，虛造之筆溢諸紙墨，撲人眉宇。但使用第三人稱確有出人意表的效果，又有說部的善置懸念，還將自己從單一的主體中分裂出來，以客體的身份觀照自己，此乃識人及為文之“分身術”：“這傢伙最怕我。每次去看他，他都躲入鏡子，和我對罵，就是不敢出來。”

笑可笑，非常笑：流沙河片論（2）

阿根廷小說大師博爾赫斯好為弔詭之文，善創神秘之章，喜弄分身之術，樂玩敘事圈套，潛泳於古今玄妙之事，浸潤於莫比烏斯圈的“自咬”。博氏喜讀《莊子》，何嘗沒有莊周夢蝶的自我“物化”之感，因而有《博爾赫斯和我》、《另一個我》、《兩個博爾赫斯的故事》諸文，既似小說亦像隨筆，模糊了文體疆界，取得詼諧佻而又讓人深思的效果。流沙河的“我去看他，他都躲入鏡子”，也只有如此，“我”才能夠看得見“他”，“我”並不完全是我，也有可能是“他”。如是觀之，自嘲何嘗不是他嘲，反之亦然，此乃笑天笑地，笑古今一切可笑之人，包括自己。古人乃至今之落後民族的“臨池一照”，以及自此之後發明的鏡子，均是人類認識自我的進步。鏡子的照鑑功能，正是人類得以窺視自我、認識自我、反省自我的工具，儘管這種“認識”還不免落入皮相的窠臼，但人類自此會減少些許闇昧與自大，認得自己的可憐渺小，“這傢伙最怕我”，“和我對罵，就是不敢出來”。但如果有人據此斷言流沙河的自我調侃取法乎西，那就未免太過草率，我們只是說文化上的不同之同，開人眼目而已。吾國曆代幽默笑話、反諷自嘲甚多，且不說東方朔、紀曉嵐諸輩的詼諧冷趣，就是在許多古代文人騷客的“自為墓誌銘”、“自題小像”裡也不乏像《這傢伙》的自我貶損和風趣，這就是說流沙河的“這傢伙”不免受歷史上諸多前輩“傢伙”的直接沾溉。戲曲家鍾嗣成曾誇張自己的醜是“有朝一日黃榜招收醜的，準擬奪魁”（《一枝花·自序醜齋》套曲），畫家徐渭自汙是“龍耶豬耶”（《自書小像》），思想家李贄謂自己“其性褊急，其色衿高，其詞鄙俗，其心痴狂，其行率易”（《自贊》），文學家張岱說：“功名耶落空，富貴耶如夢。忠誠耶怕痛，鋤頭耶怕重，著書二十年耶僅堪覆瓿。這人耶有沒有用？”（《自題小像》）詩人流沙河說：“有喝倒彩的，有鼓反掌的。這老傻瓜，他還洋洋得意，站起身來頻頻鞠躬。我真替他臉紅！”（《這傢伙》）

這實足的自我貶損裡透露出非比尋常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