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參加這樣的會一定也是多年從事影視工作的同志。最後上報到更高一級的電影局，那裡的領導就把下面群眾的意見保留了下來。還有一個事情，就是在合同裡寫明，因為是合拍，在臺北做的沖洗。當時在國際上已經不再印正片了。直接轉磁，剪接。所以最後送審的東西就是一盤貝它帶。這樣省很多錢。可到審片時要求看膠片——這在我國過去的方法裡是這樣的。為這事溝通浪費了不少時間。最後他們勉強同意了。可最後的意見還是遲遲下不來，關於影響奧運的提法也沒正式提出，製片方等了四十五天沒下文。現在規定十五天必須給答覆。這時柏林電影節等我們的答覆也到了最後關頭，已經入圍競賽了。就只好自己定了。柏林的競賽無論對片子，對投資人，對導演都是一次非常好的機會。這就造成後來說的違規參賽，我就又一次“地下”了。

荊歌：你第一次“地下”是《冬春的日子》吧？那應該是你的處女作。當年拍這個電影的時候，你是什麼都沒有，沒名，也沒錢。拍它總共花了多少錢？是不是特有激情？或者是在怎樣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拍成的？它是怎麼成為“地下”的？

王小帥：是。但又是不是處女作呢？到現在我都不知道。因為哪有那麼拍“電影”的呢？那時候就想拍東西，哪怕是照相機，如果能連拍都想去拍。當時還沒有DV，只能指望膠片。但那太難了。好在我那時對電影的奢侈和華麗十分不在乎，甚至喜歡那種新浪潮電影的糙勁兒。就萌生了向他們學習的想法。一切從簡，簡到只要拍出的人能出影，並且能動，就行了。想到這，人就激動了，血往上衝。定死了一定要乾了。後來的過程就說得很多了，不再囉嗦。主要是向張洪濤，他是攝影系同學，經商了，向他借了五萬。湖北老鄉熊強發來一個廣告賺了一萬，就幹上了。再就是劉傑，攝影師，陪我跑到保定他們那找到樂凱膠片，攝影師鄔迪拉上幾個助手，就差不多了。最主要的是劉小東和喻紅，他們是畫家，那時他們看我那樣也挺著急的，我說拍他們，他們馬上就答應了。還拉到錦州他們老家，把他們家父母、哥嫂全動員起來了，又當演員又出勞力，全撲上來了。現在想來都不知道如何來報答他們。細節太多了，都說不出來了。反正前前後後拍了有五個月，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成為“地下”是因為當時就這麼拍了，沒有去電影廠申請拍攝的指標，就算申請也不可能給我。後來又在國外參加了電影節，就算違規了吧。　txt小說上傳分享

王小帥　荊歌：獨特的敘述者和記錄者（3）

荊歌：《冬春的日子》不去說它了。《十七歲的單車》這樣被弄到“地下”，很讓人啼笑皆非。那後來《十七歲的單車》“解禁”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王小帥：解禁是發生在2003年11月。大背景是把電影業產業化了。中國是1979年就開始改革了吧。可見電影滯後了多少年。這時的電影要靠電影來養活自己了。新的一些政策開始出來了，包括民營資本可以開自己的影院，原則上不再槍斃一部電影，民營影視公司可以獨立出品電影，參加國際電影節不需批准只要備案等等。進步的思想還是很清晰的。所以當時就醞釀著對我們的解禁。11月在電影學院開了個和“地下導演”的對話會。有我，小賈，婁燁等多位導演參加。

荊歌：賈樟柯？

王小帥：是。當時婁燁已經解禁了。主要的公關是我和小賈。電影局全體領導都參加了。我們有一些更進一步的希望比如關於電影分級和題材限制的討論都觸碰到了。最後是由局領導宣佈了對小賈和我的解禁。讓大家忘記過去，輕裝上陣，為中國電影做貢獻去吧。

荊歌：你當時一定激動得熱淚盈眶吧。

王小帥：哪裡。好像都麻木了。只是希望這種變化能一直往更好的方向發展。怕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