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留下的“豐功盛德”得以進一步發揚光大。但事實上，在弘曆在位的幾十年間，胤禛留下的遺產卻漸漸地被耗損殆盡了。若說弘曆沒有盡心盡力，那對他是不公平的。這是由這一時代的種種特殊問題所造成的。胤禛面臨的是對於自身安全的直接挑戰，而弘曆所要面對的挑戰卻要微妙得多。儘管他不必再同一個時時覬覦皇權的貴族階層相抗衡，但卻每天都要同一個很懂得以無聲的方法保護自己、維護自身利益的官僚體制打交道。這一時期，從表面上看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已能和睦相處，由於皇帝本人對於中國文化的炫耀賣弄，亦由於他對於書畫的愛好，這一點顯得更為突出。滿族上層人士已學會了對中國精英文化的因應之道，而漢族上層人士則預設了滿人的霸權地位。然而，文化差異的這種縮小是必須付出代價的，弘曆有時甚至懷疑，他的滿族同胞現在有能力對至高無上的皇權所提供的只是某種微不足道的支援了。滿洲威權正緩慢而平靜地消退。這是一種不能不予以正視，但同時卻又難以有效應對的威脅。更何況，在政治的表象背後，還有著商業的勃勃發展與人口的繁衍增長這些造成偉大歷史性變化的槓桿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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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在財政事務方面，曾小萍（MadeleineZelin）在她關於胤禛推動各省時財政合理化的研究中指出，諸如通貨膨脹之類的新因素給地方政府帶來了新問題，而這是徵收附加稅的新稅制所無法解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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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弘曆生平的各種資料可謂汗牛充棟，可能最終亦無人有能力為他作傳。要透過他的許多代筆人而真正認識他本人，就必須閱讀皇帝審閱奏摺時用硃筆寫下的評論、詔諭和各種隨心所欲的批語（它們都儲存在清官檔案裡），除此之外別無他路。要做到這一點，當然必須以事件為背景。如果與叫魂危機有關的種種事件能對弘曆傳記的寫作有所幫助，那就必須在可能的情況下，透過弘曆自己經手的各種檔案來揭示他對於在他看來特別棘手的某豎問題是如何作出反應的。在這些問題中，有兩個至關重要，那就是：謀反與漢化。

關於謀反罪的看法

自十三世紀以後，中國所有的王朝都是在征服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既沒有官廷政變，也沒有禁軍的反戈，有的是大規模的征戰。所有這些用征服方式建立起來的政權，就其本質而言，都是透過軍事手段而強加到全國老百姓頭上的。但對於清王朝來說，如同走在它前頭的十三世紀的蒙古人一樣，征服者的異質文化使問題變得更為複雜了。不管征服者使用多麼巧妙的語言為王朝更替辯解（通常的說法是，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政權尊從天命而取代了一個腐敗的政權），卻無法消除這種危險性：可怕的種族感情始終會對構成新王朝統治合法性基礎的種族意象提出挑戰。人們會宣稱，既然這些新統治者是外來人，他們也就是篡權者。正是這種可能性的存在，使得清統治者始終保持著對於謀反的警惕。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清皇帝對於謀反問題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

到了弘曆當政的時候，滿清大一統帝國為自身存在所作的裝點與辯解看來已大體完成。到了此時，戰勝者與戰敗者之間的關係已沒有什麼新奇特別之處；對於謀反行徑，也已經可以用通常的說法來予以解釋了：在這一對抗關係中，一方是因具有儒家德行而贏得了上天佑護的合法王朝，另一方則是一群無孔不入、墮落敗環的陰謀分子。可是，在這一表象的背後，舊有的種族敵對情緒是否還存在於深層？這是一個我們永遠也無法作出明確判斷的問題。當髮式這一尖銳的種族問題因發生於1768年的種種事件又重新突出起來時，要理解這些事件，我們便不能不對征服初年的氣氛稍加探討。這是因為，那時發生問題還是非常突出的。發生於清初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剃髮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