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種棉紡織，概置不講”，令製造紡車，請女師教織。十年，奉天以“種棉者雖多，而不知紡織之利”，擬議推廣。其後總督開泰請令僱募江浙工匠到湖廣，設立機局，教以染造紡織。總督方觀承推行於直隸，更有助於使之成為一個棉業優勢產區（這一點特別可貴，因為經濟發展與賑濟不同，它更需要“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這些都是乾隆時期推行女工、紡織較為著名的例子。

儘管清代沒有實現“現代化”，沒能把經濟引入“機器工業”的發展階段，但中國仍有廣泛而分散的工業生產，其產值約佔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並且已產生一個相對集中的“（傳統）工業區”。儘管西方存在一個“早期工業化階段”，它卻並不因外國也有而是，亦不因外國沒有而非。＇3＇它是中國經濟自身發展的一個產物，並不是“沒有發展的增長”。

清代十八世紀，在長江三角洲上千萬農民的生產經營中，傳統工業的地位已遠遠超出了其農業部分；在這一地區，農村工業已不是什麼副業，而是主業和正業；這樣的農民，亦工亦農，與其稱之為農民，還不如稱之為兼營農業的工人更為切近。正是因為這樣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稱為“工業區”，而不再簡單地把它與其他農作地區等同看待。＇4＇其中，僅棉布產量，估計每年大約就不會下於一萬萬匹“小土布”之譜，＇5＇總收入將達到白銀二千萬兩。它是清代經濟的一大成就，也每每為其他地區勸農時視為榜樣（如在蘇北、河南、陝西、四川等地）。

也許還可因此得出如下的一些結論：中國在清代已經超出基本食用品生產的階段，而跨入更高的階梯，這就是全面發展經濟，並亟需從工業的發展中去謀求出路，這樣一種新的階段。中國的“工業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後才從國外輸入，而是立足於自身發展基礎之上的，至遲到十八世紀即已出現。

清代初年，政府對礦業採取嚴格的封禁政策，“懲前代礦稅之害與礦徒之擾，每內外臣工奏請開採，中旨常慎重其事”。＇6＇到康熙前葉，定開採銅鉛之例；康熙二十一年，准許雲南開礦；五十二年定各省久經開採、貧民借為衣食之計者，允許開採；雍正年間礦政趨嚴（主要是針對廣東），同時，實際開採數量卻有很大增長。

乾隆初政，在各方面新政策提出的同時，也對礦政進行了幾次重要的討論，並對它作出了較大的改變。如乾隆二至三年，允兩江總督慶復、兩廣總督鄂彌達之請，準廣東開礦；五年，經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趙國麟請及各督撫詳議具奏，開放煤禁；八年，經大學士等九卿廷議，決定“凡各省有可開採之山場”，除金銀外，“其餘俱聽百姓於地方官給照開採”。其後雖續有爭論，但礦禁基本開放的政策已經確立；乾隆十五年以後，主禁的言論也很少見了。＇7＇儘管礦業仍處於政府的嚴密監控和管制之下，若僅瀏覽《清史稿》或《石渠餘紀》一類官書的有關紀載，人們甚至看不出礦政發生了什麼變化。

政府開放礦禁的原因，一是因為銅斤短缺。清代貨幣制度為銀銅“複本位”制。其特點是白銀的供給全視對外貿易的餘缺，而非由政府決定，政府只控制銅錢的鑄造及其數量（它也受到私鑄的影響）。一方面國外白銀大量進口，一方面銅錢緊缺，銀錢比例往往發生不平衡。＇8＇因為屢患銅荒、錢貴，“禁囤積，嚴銷燬，立官局，議改鑄”成為一個大問題，為此，開發國內礦藏自然成為一條重要出路。＇9＇其結果，銅的供應在乾隆朝開禁不久，很快就得到了解決。而其他礦產的開發，也可有益於國計民生。如鐵之用於生產工具，錫之用於日用器皿，煤則可用於解決“民間既艱於食，又艱於灶”的困境。同時，也有益於農村勞力的轉移，能為解決民間生計開闢新的途徑。這一點，在當時的討論中曾佔有重要的地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