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的買水牛，添的添穀倉，起的起新屋，全家老小穿的戴的都是一色新。他看了好眼紅。他盼著有朝一日又來一次新的土地改革，又可分得一次新的勝利果實。“娘賣乖！要是老子掌了權，當了政，一年劃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財！”他躺在吊腳樓的破席片上，雙手枕著頭，美滋滋地想著誰該劃地主，誰該劃富農，誰該劃中農、貧農。他自己呢？“農會主席！除了老子，娘賣乖，誰還夠這個資格！”當然他自己也曉得，這是窮開心。分浮財這等美差，幾代人都難得碰上一回呢。一九五四年，鎮上成立了幾個互助組。他提出

以田土入組。人家看他人不會入組，不會下田做活路，豈不是秋後吃地租？因此誰都不肯收容他。直到成立農業社，走合作化道路，他才成為一名農業社社員。農業社有社委會，社委會有主任、副主任若干人，下屬若干生產隊、專業組，不免經常開會呀，下通知呀，派差傳話呀等等，就需要啟用本質好、政治可靠、嘴勤腿快的人才。王秋赦這才生逢其時，適得其位，有了用武之地。

王秋赦為人處世還有另外一面，就是肯在街坊中走動幫忙。鎮上人家，除了五類分子之外，無論誰家討親嫁女、老人歸天之類的紅白喜事，他總是不請自到，協助主家經辦下庚帖、買酒肉、備禮品、鋪排酒席桌椅一應事宜。他盡心盡力，忘日忘夜，而且也沒有什麼非分之想，只是隨喜隨喜，跟著吃幾回酒席，外加幾餐宵夜。就是平常日子，誰家殺豬、打狗，他也最肯幫人當個下手，架鍋燒水啦，刮毛洗腸子呀，跑腿買酒買菸啦，等等。因而他無形中有了一個特殊身分：鎮上群眾的“公差人”。他自己則把這稱之為“跑大祠堂”。

他除了在鎮上有些“人緣”外，還頗得“上心”。他一個單身漢，住著整整一棟空落落的吊腳樓，房舍寬敞，因而大凡縣裡、區裡下來的“吃派飯”的工作同志，一般都願到他這樓上來歇宿。吊腳樓地板乾爽，前後都有扶手遊廊，空氣新鮮，工作同志自然樂意住。這一來王秋赦就結識下了一些縣裡、區裡的幹部。這些幹部們下鄉都講究階級感情，看到吊腳樓主王秋赦土改翻身後婆娘都討不起，仍是爛鍋、爛碗、爛灶，床上仍是破被、破帳、破席，仍是個貧僱農啊，農村出現了兩極分化啊。於是每年冬下的救濟款，每年春夏之交青黃不接時的救濟糧，芙蓉鎮的救濟物件，頭一名常是王秋赦。而且每隔兩三年他還領得到一套救濟棉衣、棉褲。好像幹革命、搞鬥爭就是為著王秋赦們啊，“一大二公”還能餓著、凍著王秋赦們？前些年因大躍進和過苦日子，民

窮國困，救濟棉衣連著四、五年都沒有發給王秋赦。王秋赦身上布吊吊，肩背、前襟露出了板膏油①，胸前釦子都沒有一顆，他艱苦樸素地搓了根稻草索子捆著，實在不成樣子啊。王秋赦則認為政府不救濟他，便是“出的新社會的醜”啊。冬天他凍得嘴皮發烏，流著清鼻涕，跑到公社去，找著公社書記說：

“上級首長啊，一九五九年公社搞階級鬥爭展覽會，要去的我那件爛棉衣，比我如今身上穿的這件還好點，能不能開了展覽館的鎖，給我斟換一下啊？”

①破棉衣露出花絮。

什麼話？從階級鬥爭展覽館換爛棉衣回去穿？今不如昔？什麼政治影響？王秋赦身上露的是新社會的相啊！公社書記覺得責任重大，關係到階級立場和階級感情問題，上級民政部門又一時兩時地不會發下救濟物資來，只好忍痛從自己身上脫下了還有五成新的棉襖，給“土改根子”穿上，以御一冬之寒。

“人民政府，衣食父母。”這話王秋赦經常念在嘴裡，記在心上。他也曉得感恩，每逢上級工作同志下來抓中心，搞運動，他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