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作為全上海最好的醫院，之所以向我丟擲了橄欖枝，並且給予了優厚的條件，完全是看中了我的才華。

為什麼看中了我的才華？我可以直言不諱的說，因為我是張禹廷。

提起“張禹廷”，我完全可以面部紅心不跳的說，在震旦國二十一世紀的醫學領域中，“他”就是那顆最耀眼的明星。

也許很多人都以為我是在自吹自擂，但是，我那一個又一個驕人成績和科研成果，卻足以粉碎任何人懷疑的目光。

我六歲上學，透過幾次跳躍性升學，在十四歲那年，經相關部門的特別年齡審批，我考上了全國最好的醫科學府——“薊京醫科大學”。

隨後，在獎學金拿到手軟的情況下，僅僅用了三年時間，我積累完全部的畢業學分，順利拿下了五年制的學士學位。

在此期間，我還拿下了三個選修課程的學位，一個是醫學心理學，一個生物有機化學再有一個就是遺傳基因學。

另外，有一件事也不得不提，在大學的最後一年中，我憑著一時興起，參加了全國範圍內的搏擊比賽。

我從海選中冒起，憑藉超常的身體素質，以及先天神力，再加上從遊戲中獲取的靈感，竟然一路過關斬將，最終囊括了輕重量級的金腰帶。

這一年我雖然英挺過人，但實際年齡只有十七歲。

大學畢業之後，我閒著半個腦袋，仍以優異成績考上了母校的泌尿外科研究生，此後便開始重複已經習慣的光榮。

第一年，我幫助導師完成了三個國家級科研立項，在導師名聲大臊的同時，我的名字也開始出現在了國人的眼界中。

第二年，我不僅獨立完成了利用達芬奇機器人進行的腎移植手術，而且還幫助導師攻關了一個世界性的醫療難題，也即是利用骨髓幹細胞成功再造小老鼠的膀胱。

正是由於這一次的經歷，使我對遺傳基因學學有了重新的認識，因為造血幹細胞的研究雖然屬於生物基因學範疇，但追根尋底仍是離不開遺傳基因學的基礎，於是，在讀研的第三年中，我開始加大在遺傳基因學上的精力。

然而，正當我沉浸在知識帶來的快樂中的時候，令我沒想到的是，在這一年我的母親竟然去世了。

母親的去世很突然，本來在寒假不打算回去的我，在得到訊息之後，立刻趕回了遼瀋老家。

透過了解，我獲悉母親出事的那天是臘月二十五。母親在做完中飯之後，也不知什麼原因，竟然魂不守舍的去了河沿，而後便傳出她落進冰水身亡的訊息。

我雖然感覺母親死的蹊蹺，但我一點都不懷疑我的父親，因為我知道，父親和我一向有隔閡，對母親卻很好。

過了母親“七七”之後，我帶著對她的無盡思念離開了家鄉，打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回去過。

母親留給我的東西並不多，除了一張相片之外，剩下的就是一個古玉。

古玉雖然烏漆麻黑的，看上去值不了幾個錢，但因為它是我打小母親就給帶在身上的東西，所以，我特別珍愛它。

每到想念母親的時候，我便會一邊撫摸著古玉，一邊看著母親的照片，隨著時間流逝，這幾乎成了我一個獨自享受的習慣。

在我二十歲那年，研究生終於畢業了。本來按著我自己的意願，只想找一份養得起自己的工作就夠了，可是，我的研究生導師卻堅決不同意，他認為我在遺傳基因學領域還應該繼續深造。於是，在他的倡導之下，我來到了上海，考在了素有基因學大師之稱的譚甲臻先生門下。

透過譚老先生的悉心教導，我的遺傳基因學造詣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三年博士生的生涯中，我在國內、國際發表了數十篇極富分量的論文，反響劇烈，正因如此，我曾被英國《柳葉刀》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