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槍桿子和筆桿子，完全不懼某些世家的反撲，所以他才有底氣去斷絕了某些世家如汝南袁家、琅邪王家勃勃野心的根基，只要那世家大臣們不再有收被薦舉人為門生故吏的權力，那世家的勢力便會大大縮小。

再過幾年後。呂布將要全面實行科舉制度，但科舉制度亦有弊端，科主考官與考中生員即為師生關係，因為鄉試考中者成為舉人、會試考中者為進士，都是從此進入官場。所以很講究座師與門生、同年與同年的關係，這樣就會產生官官相護、朋黨紛爭的根源。

等科舉制度開始以後，呂布會對迴避制度進行重新的修訂，會重點提到，門生與座師為上下級關係的，門生官大時，座師要回避；門生官小時，座師要及時報部，以諮備案。牽涉到刑名錢糧等重要職位和案件，師生有直接上下級關係時，均以官小者回避。

第四點，產業迴避，職權區域內不許有私產。

呂布在這一點制度上嚴格規定下來，只許官員在家鄉買田置地，不準在自己轄區內買田置業，若有在轄地創置產業，追究罷職，產業沒收。

呂布吸取後世和諧盛世的教訓，規定各級官吏及其家屬均不得在轄地經商，若有違背，不但罷職，不但產業沒收，還實行連坐制度，追究這些官吏的獲利家屬的責任。

在後世和諧盛世，官員家屬搭職權的“順風車”，經商辦企業，長期以來，遊走在法治暗區，而且遏制親屬違規經營的亂象，勢必會遭遇多重阻力，而且多數官員無恥地反對上繳親屬違規經營所得。

呂布再次拿汝南袁家做反面例子：“汝南袁家就是一個最嚴重的典型，袁家直系子弟混官場，旁系子弟利用直系子弟的權力經商，官商勾結，致使袁家的收益竟然有大漢的三分之一強，若不是本公適時地把他們推入董卓的泥潭裡，恐怕現在的袁家已經完全掌握了大漢一半的財產，袁家會更不可一世。”

呂布補充道：“我們不但要公佈官吏的資訊，還要逐步推行官吏財產公示制度，把官吏親屬資訊公開，將其是否在轄區內經商、是否存在公職人員之間親屬互惠行為、就業情況等公之於眾，需有百姓們的監督，我們的官吏才不會那麼容易地貪腐。”

第五，選官不能選至親。

歷史上雖然有“舉賢不避親”之說，但那是春秋戰國之世，制度並不完善，而多數擁有“舉賢”權的人，並不能做到大公無私，往往是重親超過重賢，特別是在東漢、魏晉南北朝這段時期，世家之所以成為世家，就是因為他們幾乎都是舉親不舉賢。

呂布針對這一點進行了嚴格的規定，有舉薦權力的官吏，均不得舉薦跟自己有血親、宗親、姻親關係的人才，否則不但撤職查辦關入監牢，連那個被他舉薦的人都要連坐。

當然呂布知道遺傳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並不排斥重用官二代，他在制度裡重點提出，若是那些跟現任官員有血親、宗親、姻親關係的人才自以為有才，可以直接到軍務院的軍政部的招賢館自薦，或者去政務院吏部衙門自薦，衙門均不得敷衍。

為保證迴避制度的切實執行，呂布還規定了一系列措施。

軍務院軍政部和政務院吏部選官時要嚴格審查，候選官必須要向人事部門呈繳履歷親供和同鄉京官印結，內開本人原籍、祖籍、寄籍、祖孫三代身份等內容，做為任官時的參考，需要回避親屬關係的，則要在註冊中詳細說明，人事部門對每個官員的履歷要認真審查，和迴避規定無抵，再予以補任分發。

當事者個人及時請調，按照迴避制度的規定，遇到該回避處，每個官員都要及時主動奏請回避，否則會受到處罰，不但罷職，還連累另外一個人罷職。

呂布搞這個迴避制度有些突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把之前搞權宜之計而搞出來的不妥之處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