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不一定。等手上的專案有眉目了可能把握大些。還是你們商學院好啊，我們找faculty幾乎不可能，只能去公司，就算公司，錢也沒你們多。”

小姑娘耳朵尖，聽到了，問我們：“到公司有多少錢啊？”

“看公司了，看地方，都不一樣的。”老方說。

我說：“你們化學系挺好的啊，有機的，你以前的師哥小陳，去芝加哥了，好像能有八萬左右吧。”

“八萬那也不多啊。”她說。

“哎喲，現在的年輕人口氣真大啊。”喜雅說。

我說：“八萬拿工資的來說算很不錯了，特別是中西部。”

她說：“是嗎。”

魯萍說：“你們誰有認識年薪十萬以上的帥哥，給我們小姑娘介紹介紹。”

我們都笑說好啊好。小姑娘說：“魯萍你再開我玩笑，我就不理你了。”

我們來到美國的第七年，生活總算是彷彿有了一線曙光。但是我們已經開始疲倦了，用莊子的話說，怠矣。

我其實不是很明白這種疲倦是哪裡來的，也許是來自生活本身的壓力，也許是年紀大了的緣故，也許是因為兩個人日復一日地相對而導致的重複感，也許是因為異國他鄉的孤獨感。反正我們已不大像從前那樣，勁道十足地過日子。

剛到美國時，我們沒有車子，每週從超市買好菜，拎著七八個塑膠袋，哼次哼次走三十分鐘回家，一點都不覺得苦。

耶和華見證會的人上門教英文講聖經，我們是認真而熱忱的聽眾。暑假我們打工，夜晚回家，坐在客廳裡，各自數著收入，比較誰賺得更多。

丁丁會從網上下載菜譜，買來生鴨子，興致勃勃地用牙籤縫上鴨子的屁股做北京烤鴨。

什麼時候起，這樣清貧但是開心的日子就過完了呢？什麼時候起我們互相不再親密？必定有個轉折點，但七年時間實在太長，把一切都模糊掉了。

她找的醫院不錯，同意報銷我的往返機票，讓我陪她到當地安頓好。初秋，我們來到棕櫚樹下的加州。我們用了一天時間找到一個公寓，簽了合同。第二天一早，我搭飛機回去。我離開時天色未明，她依然睡意朦朧，我看著她蓋著被子的模糊的身影，突然覺得就這麼把她一個人留下來，十分不忍心。她動了動身子，問我是要走了？我說嗯，你再睡。本來想親親她，但是我沒有。站了片刻，我就輕帶上門走掉了。

夏天的年會里，我得到幾個campus　visits。一輪面試下來，三個學校給了我offer。我權衡利弊，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決定去附近那個小學校。他們給的錢還過得去，教學任務也不重。學校在鄉下地方，但是我想，這挺好，房子便宜，民風淳樸，適合養小孩。

感恩節前夕，我跟對方簽約。合同寄出後，天色向晚，我呼吸著清冷的空氣回家，心裡還是蠻高興的：總算是給自己一個交待了，七年之後。

在馬里蘭大道跟傑弗森街交會的紅綠燈下我遇見秦雯。她是電子工程系的學生。她問我去不去中國教會的感恩節potluck。這個不大不小的城市有數千華人，其中的基督徒集資買下學校附近一個教堂。逢年過節，教堂常有類似的聚餐會。

“不大好吧，我又沒帶東西。”

“有什麼關係啊，我也沒帶。走吧！”她拿出山東人的豪爽來了。

路上我們又遇見兩個老中；是建設部過來的訪問學者。多年前，有個跟我們學校有淵源的生意人做到建設部一筆大單子，很賺了些錢。作為回報，他每年資助兩個建設部的人到我們學校作學術交流。說是交流，實際上是人員的單向流動，亦不含學術成分。這個專案說穿了乃是他們單位的一種福利。

其中一人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