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指導下，他極為仰慕古代的荊柯、聶政，視“流血五步，伏屍二人”為最為壯烈的事業。那個時代持汪這種思想的人並不少，暗殺之風因而在革命黨人中盛行。萬福華行刺王之春，吳樾行刺出洋五大臣，徐錫麟刺殺恩銘，都是轟動一時的大案。當同盟會內部鬧矛盾，章太炎攻擊汪精衛只可做白面書生而不配做革命家時，汪久蓄於胸的豪氣頓發。他決計離開香港北上，馬上去做一番真正革命家的豪壯事業。

汪精衛有幾個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是四川隆昌人黃復生，一是四川內江人喻培倫。還有一個女士，原籍廣東番禺，出生在南洋檳榔嶼的陳璧君。

陳璧君的父親為南洋鉅商，思想頗為開明。她的母親傾向革命，參加了同盟會。在這種家庭里長大的陳璧君迥異於一般女子。她熱心國事，胸懷大志，雖身處異鄉，愛國之心卻十分強烈。當汪精衛在南洋鼓動革命宣傳排滿時，陳璧君和她的父母都去聽演講。汪精衛充沛的革命激情，口如懸河的辯才，吸引了陳氏一家。尤其是汪精衛的堂堂儀表翩翩風度，更是緊緊地勾住了這位待字閨中的少女芳心。為了國家，為了愛情，陳璧君毅然捨棄富裕的家庭、平靜的生活，跟著汪精衛做起時時都有殺頭危險的革命家來。他們幾個人組成一個暗殺集團，暗殺的物件是滿人大官。

那時兩江總督端方是革命黨人的大敵，他正奉命移督直隸。汪精衛估計他會從南京坐船到漢口，然後再坐火車北上。於是來到漢口，選擇大智門車站下手。誰知端方不走此路，而是從南京到上海，再坐海輪到天津。汪精衛失望之餘，轉而決定去北京。汪精衛抱著一死成仁的決心進京，他咬破指頭給摯友胡漢民寫了八個字：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要胡在他死後交《中興日報》發表。又給在南洋的同盟會員寫信：“弟雖泣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

到了北京後，會照相術的黃復生在和平門外琉璃廠火神廟開了一家守真照相館，作為掩護。他們就在照相館裡住下來，做各種準備工作。

汪精衛把目標選定為奕劻。但奕劻每次出王府都前呼後擁，警衛森嚴，無從下手。後來恰逢載洵、載濤從歐洲考察海軍回來，他們便到前門車站等待。又不巧，載洵兄弟隨從極多，他們從未與兩位皇叔見過面，認不出誰是載洵兄弟，也只得作罷。最後，他們決定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擒賊擒王，殺掉滿人第一號頭目——載灃。

幾經一週拆後，他們看中了離醇王府只有幾十步遠的銀錠橋。這裡清靜，又是載灃入朝的必經之路。去年四月的一天夜裡，喻培倫和黃復生偷偷來到銀錠橋。他們先把炸彈安在橋上，然後再去裝電線。誰知事先沒有測準確，臨時才發覺線短了幾尺，只好把線收起。正準備取出埋在土中的炸彈時，看到有一個人蹲在橋邊，於是只得暫時避一下。就在這個時候，王府大門開啟，走出幾個打燈籠的人。黃、喻怕被發覺，就離開了銀錠橋，打算明晚再來取炸彈。待到第二天晚上再去取時，炸彈已被人挖走了。

汪精衛分析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被王府的人取走了，那必定會興師動眾，鬧得滿城風雨。另一種可能是被老百姓取走了，老百姓一般都不會報案，則無事。一連過了四五天，風平浪靜，一點事都沒有。汪斷定炸彈是落在老百姓手裡了，便派喻培倫、陳璧君去日本再取炸藥來北京製造炸彈。

誰料他們判斷錯了。一炸彈當夜即被王府那幾個打燈籠外出的人取走。王府嚴密封鎖訊息，將炸彈送到外國使館去鑑定。洋專家鑑定後說：“炸彈威力很大，中國造不出，必定是外國造的。外殼大而粗糙，應是就近制的。”

王府依據外殼的線索，找到了製造這顆炸彈的鐵工廠。又由鐵工廠的老闆帶著便衣偵探在琉璃廠附近認出了黃復生。這樣，黃復生連同照相館的所有夥計都被抓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