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老師生病前住在北京，每天早午晚打長途電話回臺北陪妻子讀經。我曾問他，你是不信神的，這樣讀經會否令你很不自在。老師回答，沒辦法，當你愛一個人，便也要愛她選擇的事情，讀經久了，我也找到了一些趣味。

為愛而讀，為趣味而讀。是的，我是應該回到讀經的軌道的。告辭時，師母再送我一本《聖經》，這已是第N本了，唯望我真的會把它翻讀到脫頁。

某年某月某些人

出席了同代人的喪禮，行前，有感而發，用五四年代的文藝腔對身邊的人道，唉，若我猝死，請將我草草埋掉，我不想讓朋友懷著傷心替我辦理追思。

豈料身邊的人把眼朝天一望，露出眼白，露出很不屑的神態，直接提醒我：喂，大佬，咪畀人叫你幾聲大佬，你就真系以為自己系大佬。你以為你是誰呀？蔣介石？你以為今夕何夕？民國初年？今時今日，想有資格被“草草埋掉”都幾難，你以為系卑微，其實系奢侈。依家個個都系火葬，人已死，再燒一次，等於再死一次。有錢人全屍被埋，只死一次；普通人家，就要死兩次。

咁又講得啱。

土葬是浪漫而貴族的死亡處理，但若像張愛玲般把骨灰撒於大海，卻又略嫌刻意矯情。世上畢竟只有一個張愛玲，餘者莫學，學者自侮。那麼，最理想的死亡處理可能就是簡簡單單的六個字：依習俗，求×其。

一於咁話，一於依習俗，一於求×其。不求特奢，不求特簡，順心隨意就好了，辦事人想點就點，反正死者已矣，一無所知。

說回那天出席喪禮之事，或因心裡仍在細味有關“草草埋掉”的奢華夢想，當坐在旁邊的黃碧雲低聲問我，三月七日的朋友追思會如何籌辦，我竟將之聽成“你的喪禮如何籌辦”，心底一驚，暗想這個女子怎麼知道我最近跟身邊的人談過死亡問題，乃支支吾吾，答曰，唔知呀，未諗到啊，求其啦。

後來她再問一次，我才聽得清楚。

或許“求其”確是最好的態度。死者已無發言權，最好交由親友全權決定；即使死前已立下喪禮要求，亦等於強迫親友順從己意，未免霸道。所以，放手吧，眼睛一閉，任由處理，點話點好。

黃碧雲便有這種豁達。她畫了一張西蒙．波伏娃像，送給我，並應我要求，在畫的背面簽名兼寫了一個文字玩笑：“馬家輝，百年歸老，做乜都得。此證。”同代人，有了一些年紀，終究要半真半假地對朋友囑託一些或喜或悲的事情了。

我遂想起一位女子對另一位女子說過：你記得跟丈夫講明，你若死去，不管他如何百般討厭我，仍請他務必通知我。我不想缺席你的喪禮。

處理得宜，“有備無患”。但問題是，人過四十，誰先死，誰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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