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下完成的，一將功成萬骨枯，冠冕堂皇背後俱是生民血淚。

隋唐科舉制度所以偉大，就在於對政治資源的分享可謂是一下子打通了天地之橋，這種貫穿力足以媲美於秦之編戶齊民將皇權威嚴直接聯絡到每一個具體的庶民身上。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從此之後，哪怕是一介黔首，想要實現階層的攀升，際遇的改變，都有了一種制度上的依憑路徑。一個人的奮鬥與成功，可以透過規令制度去完成，而不再僅僅只是百數年長達數代人的餘蔭積累，或者是寄望於世道秩序崩壞所帶來的非常規機會。

由太廟中憑弔先人而發散思維想到選才制度的改革，沈哲子也只是淺嘗輒止。這是一項任重道遠的任務，不是頭腦一熱便能收見成效，而且早在十數年前開始，他便已經開始有意識的進行前期各種鋪墊，包括此前行臺所施行的吏考，都是為了營造科舉改制的前提氛圍。

當然，想要憑著庶族地主進士群體的崛起便想在區區一兩代人之間解決掉此前政治形態的殘餘，也未免有些樂觀。相對於知識的下放，進士群體作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而發揮出其本該具有的積極意義，仍然需要意識的覺醒與政治覺悟的提高，這同樣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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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真實的歷史上，庶族進士作為一股政治力量顯露出實力，比如唐時牛李黨爭，其實是一個並不怎麼光彩的形象。

牛僧孺、白敏中作為進士官僚的代表人物，大權驟得，並不能夠將自身權柄與社稷大計有效結合，而他們所掌握的權柄，僅僅只是黨同伐異、逞於私利的工具。白敏中雖然有個詩名極盛的堂兄白居易，但自己一生行事，也只落得一個諡“醜”。

反倒是出身趙郡李氏的李德裕，雖然被視為沒落門閥世族的代表人物，卻展示出真正的宰輔風采，對李唐社稷頗有存亡之功。

當然，具體到個人的政治素養高低或者某一階段性的政治鬥爭，並不足以解釋大尺度的問題。比如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便談不上是一個什麼偉岸人物。

所以，儘管沈哲子已經確立了科舉改制的總方針，但在具體的實施與推行上，仍在等待一個合適契機。最起碼也要等到南北統合稍見成績，社會秩序已經恢復到可以容納一定程度的動盪。而在此之前，仍然需要準備與積累。

他來了，他來了，舉手就是給你一榔頭，沈哲子不是不願意承受陣痛，而是需要考慮大梁新朝的承受能力。譬如大運河利在千秋，但在當時卻是勒住大隋皇朝一根頸繩。胸懷千秋放眼量，足下淺坑跌斷腿。

拋開這些雜思，沈哲子專注當下祭祖典禮。雖然沈氏諸先人得於追尊殊榮的不過只有兩人，但在太廟中需要祭拜的卻不僅僅只有這二者，另有其他先人們前前後後足有上百牌位。

這些不得立廟享祀的先人們，雖然在今日祭祖大典中被擺設了出來享受祭祀，但自此之後便不會被奉在太廟之中，而是需要收歸祧廟。

天子之廟，七世而祧。哪怕貴為天子，也只有享受七代子孫供奉祭祀的權利，七世之後便需要遷離太廟，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之中，祧廟意為遠祖之廟，固定只有兩個正祭位置便是所謂二祧。

其他祖先進入後，自然就不能享受正祭的位置，只能呆在夾層中，地位自然大大降低。當然眼下大梁新立，哪怕僅僅只為了湊足四親二祧並始祖七廟之數，名額還算充足，有廟而無號，只以昭、穆相稱，但等到沈充老去進入太廟後，便有一位能享獨立祭祀的先人需要入祧了。

當然，有規矩自然就會有特例，文、武有功德，親盡而不祧，而所立者，世室非廟。所謂萬世不祧，可以說是對一個帝王畢生功業最大褒揚，往往只有開國之君、中興之主才能享此殊榮，譬如漢高祖劉邦、漢武帝劉徹等。

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