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期作東海郡守，世亂，令曰：夜不得私行。吏系得一夜行人。王問：“何處來？”雲：“自師家受業還，不覺日晚。”吏曰：“鞭乎？”王曰：“鞭撻書生以立威名，恐非致治之本。”釋之，並令吏護送其歸家。

再好的設想，執行力才是關鍵。坐言而起行，是沈哲子一貫的風格。當基本的章程規劃下來之後，便開始組織人力挑選素材，開始編寫，每成一篇，便在樓內傳閱起來。

王承作為中興第一名士，被傳頌下來的事蹟很多，編寫的排序自然也是靠前。

其實殷浩說的話是對的，但凡理論，怎麼可能沒有立場、不置臧否。如果沒有立場，混淆了是非，話說再多都是廢話。譬如剛剛書成的這一篇，便符合時下主流的價值觀，法可權變，令從簡約，面對不同的情況，有不同的治理方法。

但這件事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如果義釋書生是對的，法令對不對？鞭撻書生不是致治之本，那麼真正的致治之本是什麼？

沈哲子接過這一篇略作思忖之後，將王承的話作出了些許修改：書生奉師從禮，漏夜私行違禁。禮令相沖，孰為輕重？吾從於禮。

這種事情發生已經在多年之前，到底當時王承說了什麼，哪怕是他的兒子王述都不清楚。而沈哲子這麼一修改，王承的話已經不再是什麼荒誕不經的致治之本之類，而是提出了一個問題，當禮法出現衝突時，孰輕孰重？更該依從於哪一個？王承選擇了從禮而行，至於閱者那就各有體會。

這樣一來，便把禁令的意義給加重了，不再是當面對“書生”這個身份時提都不需要提的東西。

好的引導，不是給人強加一個道德命題的結果，而是要啟發人自己去思考。唾手可得的東西，無論是錢財還是美色，乃至於至高無上的皇帝權柄，都不會引起足夠的重視和珍惜。往往開國的君王比較英明，而後繼者每每有昏聵，因為這權力是他命裡帶來，沒有一個奮鬥的過程，便也不懂得尊重。

當沈哲子修改的時候，王述便坐在他旁邊，看到他修改的結果之後，便說道：“駙馬筆調，近似循吏。”

循吏這一個詞，雖然帶了一個“吏”，但重點還是“循”，是一個美稱。司馬遷《史記》有“循吏列傳”，多記載當時名臣，後世援之。

沈哲子聞言後便笑了笑，將兩份文篇擺在王述面前，笑語問道：“那麼藍田侯認為，這兩種筆法，何者為優？”

王述聽到這話後，不免愣了一愣，略作沉吟後才回答道：“為家而計當擇駙馬，為父而計應取於前。只是依我來看，此事本不足述。”

聽到王述的回答，沈哲子便哈哈一笑，將自己修改的那一篇遞給旁人傳閱，而原本那一篇則掃入了廢紙堆中。

“藍田侯真有洞見，我要助你居顯。非為示恩，只是閣下更能勝任而已。”

前一篇重點在於人，將王承描述為一個通達簡約的名士。而沈哲子這一篇則由人退回了事，雖然是同一件事，但因為理由不同，王承便成為了一位良臣。王述所言不足述，則是因為這件事本身就是士族濫用權力的一個證明。

單單這個回答就能看得出王述是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不從於俗的人。當然這並不能意味著王述就能一定為他所用，但沈哲子也不是一味的只知道打壓異己，終究還是希望能夠對世道有益。

王述在聽到沈哲子這話後，精神也是一振。他只是不好議論而已，又不是真的痴愚。而且他家本就是中朝舊望，反而並不需要像謝尚有那麼深的門戶之見。只要能有一個機會活躍在時局，便能獲得一個長望打算的基礎。

“駙馬任於賞鑑，所論或是公計。但若得善助，述仍要敬拜答謝！門窄庭閒，少人關顧，雖有不懼冗旅之念，但卻殊少自謀之才。”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