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一項就是廢除封錮。

無論世家大族還是寒門豪強，對於土地的渴求都是滲入到骨子裡的本能，封山為園、圈湖造田，南北俱是如此。

尤其在戰『亂』地區，那些各自擁有著不菲戰鬥力的鄉宗豪強們在這方面簡直就沒有競爭者，他們各自控制著大量的山林農田。尋常小民對此根本不會有反對意見，因為他們還要求庇於這些豪強才能保證人身的安，也靠這些豪強的組織保護才能進行生產。

比如河東薛氏，便是汾陰地面上最大的地主，其名下土地簡直較之有著江東豪首之稱的吳興沈氏所佔據的耕地還要多。當然這與道德無關，乃是特殊背景下所形成的特殊現象，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有效的生產而存活。

歸耕令在這方面的要求是，只要三年以內無有墾植記錄的田畝俱都收歸國有，這主要是針對淮水以南的治土，類似洛陽並黃河沿岸的土地，統共收復也不過數年出頭。

這項規令等於是一刀切，將大量鄉野之中開墾能力之外的土地俱都收集整理起來，各地官府有了這些土地在手，各項政令實施起來才有了立足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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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雖然態度強硬，但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騷』『亂』波瀾，一方面是因為江南至今仍然存在開發不足的問題，除了一些特別發達的地域外，仍然存在大量的荒土，另一方面則就是江北生產秩序得到極為嚴重的破壞，同樣存在著大量的撂荒土地。

所以在土地問題上，除了一些特別的地區如廣陵、襄陽這種大量流民聚集所在之外，並不存在一些大一統王朝中後期往往會出現的兼併嚴重的問題。

這一時期，最嚴峻的問題還是在於生產力的不足。土地是足夠的，但是勞力卻有限，那些鄉宗門戶最敏感的也是各自蔭戶部曲。

這個問題在短期內還並沒有凸顯的過於嚴重，且不說在淮南都督府時期便不遺餘力的收復流民，單單中原大戰打敗石堪，便從河北鄴城周邊蒐羅了百數萬生民，一直到了如今才可以說是完消化下來，俱都安排進了生產中，給河洛地區提供了旺盛的元氣與活力。

可是自此之後，人口問題就漸漸凸顯出來。無論關中還是河北，這些存活於『亂』世的鄉宗門戶們危機意識要更加強烈，想要透過和緩手段從他們手中將人力摳出來幾乎不可能。

所以今次西征，沈哲子態度強硬其實也是一種借題發揮，既然常規手段不行，那麼就暴力摧毀。對人口的掌握無關乎代價高低，是行臺發展最重要的客觀制約。

哪怕是這些強硬手段有可能將一部分鄉宗『逼』到敵對面，沈哲子也不打算就此讓步，要保證行臺在籍人口的持續增長。只有人口持續不斷的增長，行臺各種建設才有其存在的意義。

換言之未來這些鄉宗門戶無論是要求政治聲望還是個人前途，都有商榷餘地。但唯獨人口方面，誰敢越境都是一個死！

哪怕會因此推遲整個北伐統一的程序，沈哲子也不允許在行臺統治之下還存在那種蔭庇、佔有大量人口的鄉野勢力。

在行臺會議上，沈哲子再次重申強調了這個問題，一眾行臺官員們也都感受到大將軍在這方面的決心之堅定，表態奉行的同時，也都各自心內凜然，謹記告誡家人切勿逾越這一雷區。

說到底，他們各自能在行臺為官，擺在面前最輝煌的道路還是遠大的政治前途，與之相比，熱衷於私營部曲、盤踞鄉野才是一種沒有志氣的想法。

上洛、弘農等地的戰後復建，基本不存在鄉資問題。就連弘農楊氏這種舊望高門都被鐵血剷除，那些鄉宗勢力縱然有什麼不甘，也只能暫時忍耐下來。

至於河東這種沒有經歷過刀兵蹂躪的地方，也並不會因此成為法外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