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晉人主要集中在隴西、天水等地，略陽是氐人的大本營，南安則主要聚集著羌人，還有一部分的河西鮮卑。

如何平衡各方，將這幾股力量鎮撫於下、同時又能導為己用，這是非常考驗鎮將水平的。一旦處理不當，隴上都將再次陷入混戰之中，更不必再談南攻仇池國的對外戰略。

所以庾曼之這個位置真可謂一個苦差事，盡心盡力未必有功，可一旦鬆懈則必然有過。以至於沈雲都笑侃其人，送給他一具鐵荊棘的馬鞭，叮囑他平日閒來無事便給自己來幾鞭子以作激勵警醒。

當然行臺也不會任由庾曼之孤軍奮戰、智小負大，給他搭配了規模龐大的參謀團隊，其中就包括早前跟隨沈雲上隴的杜彌等人，杜彌留任天水擔任郡太守，主要負責統戰與政務處理。

而且行臺給庾曼之開放的節權也非常大，林林總總二三十條，特別是在人事任命方面。由於隴上人情風物的複雜，除了征伐威懾之外，各種羈縻手段的運用也是重中之重，其中最主要的自然就是名爵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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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曼之節督隴上，手裡擁有著非常靈活的舉薦試守權力，太守、督護以下文武官員都可先行舉任，試守半年到一年的時間，行臺稽核稱職之後俱可轉為正職。而在其他軍鎮，唯有枋頭的謝艾有此權柄，甚至就連關中的桓宣都不具備。

其實對於給庾曼之開放這麼大的職權，行臺還是不乏異議的，倒不是擔心庾曼之籍此構建私門，而是擔心他會在隴上這個王威久乏之地恩賞氾濫，致使隴民恃寵而驕。但大將軍在小作權衡之後，還是決定授予庾曼之這樣的職權。

行臺建立以來，因為務求章法制度的嚴謹，所以難免擔負了一個寡恩吝賞的惡名，以至於許多時候都不能有效的團結地方勢力。

對於這一點，沈大將軍也有足夠堅持的理由，後漢三國亂世以降，是各種制度、禮法崩潰的時期。後來雖然天下一統於晉，但中朝那幾十年的混賬統治，破壞大於營建。

之後肆虐北方的兩趙作為胡人的政權，唯以暴虐震懾，殺伐、恩賞都流於氾濫，可以說在這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中，整個天下對於制度的莊嚴性都變得陌生起來。

此前的沈大將軍不是沒有試過聯結交好門閥世族的力量，以小圈子的力量去控制導向整個天下大勢，但隨著江東政變的發生，這種嘗試也流於破產。也讓沈哲子認識到這是一種因陋就簡的權宜選擇，但並非唯一的一條道路。

他以厚積穩進之勢，再加上行臺所積累的制度建設能力，完全有能力透過強大的武力為保障一步一步進行制度的輸出，而關中的攻略經營便是這種思路的踐行。在沒有獲得地方勢力的廣泛擁戴情況下，行臺是有力量收復關中並且恢復各種制度建設的。

可是隴上還有一點不同，那就是胡人的力量太繁榮，而且跟韭菜一樣一茬一茬的冒出。想要求於完全的制度建設，絕非短期之功，必須集結一個龐大帝國的精力進行長期持久的馴良與教化。

而這一客觀條件，是目下的行臺所不具備的。所以各種羈縻的手段，是當下所需要的。威懾為先，輔以恩賞，並不強求與關中一般、一步到位的制度建設，若是各種政章、刑令輸入太猛，難免要激發起隴上晉民豪強的牴觸。

行出門去都是磊落豪傑，關上門來才會算計得失。雖然王師上隴立穩，隴士們的響應追從居功甚大，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真的如渴慕甘霖的久旱禾苗，對於一切王命都會熱烈響應。

此前行臺在於涼州交涉過程中態度強硬，一方面自然是為了逼迫涼州做出更大讓步，另一方面也是人為的拖長這段對峙期，在諸事未定、隴上氣氛仍然緊張的情況下，加緊向隴上調集力量。

若是雙方早早談妥商定，沒有了這種兩強對峙的緊張氣氛予以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