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準備和提供食物的工作一樣，做裁縫或者女帽設計者也是合適的。但有些工作被認為是不適合婦女的，特別是那些在男女混雜場所進行的工作。婦女在地下礦區工作受到福音派最公開的反對。一個委員會被指定去調查礦井中童工的條件，隨後發現了令官員們震驚和害怕的女工的工作條件。他們對女性天性的假定被婦女在不同程度上和男子一樣赤身*的景象擊碎了。對公共道德的冒犯和對工人家庭破裂的害怕以及工人階級道德的必然性導致了以福音派教徒為首的把婦女排除於地下工作的運動。

礦工們支援這種強制的禁令，但他們支援的原因與中產階級的活動家們有所不同。就像安傑拉？約翰向大家展示的那樣，他們並不接受委員會成員的判斷，他們認為把婦女排除出去“是向提高家庭習慣的標準和保證家庭安全邁出的第一步”。他們對那些試圖告訴他們應該如何生活和應該如何來組織家庭的中產階級表示了憤怒。他們要求自己來掌握家庭和生活，他們堅持認為如果煤礦主的妻子可以待在家裡，那他們的妻子也應該擁有這樣的權利。礦工們強調，他們的妻子在地面上的時候都很正派，並攻擊那些繼續非法僱用婦女的煤礦主。他們還有一個有力的機構——1842年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礦工協會成立了，而在成立之前三天，它就已經開始為18歲以下的婦女工作了。就像《礦工倡議》中所說的那樣，工會堅決反對僱用女性。它所尋求的是控制礦工的勞動時間和得到儘可能高的工資，婦女工作會直接威脅到這個事業，因為這會使工資保持在低水平上。出於自身的原因，在煤礦工作的男子希望能供養家中的妻子。那些不能公開說話的婦女則沒有對此問題發表任何意見。她們痛恨工作條件，但她們也同樣需要錢，可是人們聽不到她們的聲音。19世紀40年代的一份主要公立報紙稱，國家、中產階級慈善家以及男工們都宣揚男子是合法的工人，而婦女天生是妻子和母親。

中產階級價值觀的崇高地位（5）

在1820年，喬治四世認識到英國中產階級重視家庭的神聖和家庭價值觀。但貴族和紳士們是否已經意識到中產階級對兩性差異看法的支配地位？勞倫斯？斯通和魯道夫？特朗巴克都認為在18世紀擁有土地的階級中，存在著向新的家庭生活觀念轉變的趨勢。斯通相信這種新觀念是資產階級商業和財政界的精英們提出的。新一代的上流社會被《目擊者》這樣的雜誌所讚頌，這種上流社會與對兩性的重新分類聯絡在一起。隨後，這一說法被福音派教友繼承，並加以重新利用和更詳盡的闡述。19世紀初中產階級經濟、政治和社會力量的增長由於被貴族和紳士們接受而得以進一步反映出來。就像科奧諾？達維多夫所證明的，“中產階級的行為方式被轉嫁到紳士和貴族的準則之上以擴大‘上流社會’的概念。”

或者，就像馬克？吉倫納德所說的，到19世紀中葉，上層階級與中上層階級已經非常接近了，兩者之間的社會差異日益縮小了。“上層階級調整了自身的形象以接受中產階級的道德標準。他們變得更嚴肅、更虔誠，也更加熱愛家庭和更有責任心。”

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中產階級對上層階級的好逸惡勞、腐化和不道德行為的批評達到了最高峰；然後隨著貴族和紳士們更加關心家庭價值而有所減少。他們建立了吉倫納德所說的“精神家庭”。這種家庭的中心就是幸福和受庇護的家庭生活，其中包括家庭祈禱、守安息日和規律化的家務活動。被市場和公眾世界排除在外的婦女透過道德規範體系來管理這個私人世界。她們是領導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