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重申明《線性最速控制系統綜合的理論研究》是一篇優秀論文，對當代控制系統的綜合理論作出重要貢獻，要求IFAC理事會糾正錯誤，將該論文納入會議文集予以刊出。

IFAC理事會最終不得不尊重和接受了這些科學家們的最後一條意見，將宋健和韓京清先生合作完成的那篇論文，鄭重收入了本屆會議的文集予以出版。

這大概是60年代東西方科學界的協同造反惟一成功的絕無僅有一個範例。

宋健在文章中寫道：二十年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我應邀去西方各國訪問講學，到處都遇到巴塞爾事件的參加者，他們都已經是著名研究機構和大學中的控制論學科的領導人，猶有笑談那次“遭遇戰”的餘興，成為學術交流合作的軼事。

原來身為以科學為本的科學家，也常會遭遇這種不科學或曰反科學的仇視民主的冷麵殺手，如果當年，沒有那些國內和國外的科學家同行們本著科學精神和民主意識，出面支援被損害的科學，主持被欺侮的民主，還之以公道，宋健和韓京清這兩位大科學家，恐怕也不得不含辱忍垢，蒙受一段不科學不民主的不白之冤。

以宋健如此卓越者尚且碰到過如此不科學不民主的遭遇，想來世界上當然也包括我們中國在內（尤其是我們中國）處處都有這樣一些不科學的冷麵殺手，他們身居這樣或那樣的雖然不起眼但在某種意義上至關緊要的位置，每每出於自私和偏見或是別的什麼不科學不民主的原因，漫不經心地也不知無端殺死了多少剛剛處於萌芽狀態的科學少年和一些正想有所建樹但缺乏自信心和判斷力的科學天才。

身為科委主任的宋健，對此，大約深有體會吧？

宋健“出差”

宋健其時常夢魂倏忽歸故里，與妻兒握手依

偎，相顧而泣；驀然驚起，惟有夜色茫茫，夜風悽

悽，夜泉驚啼；寒月照影，孤燈相伴，四顧愴然；心

酸鼻塞，淚流滿面，哽咽無語；披衣起坐，再難入

眠，惟有以書解憂，讀以待旦。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又焉知非禍。

巴塞爾事件，對一位科學家而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因為當時中國的國情使然，一切都從政治出發，卻又為“文革”來臨時的宋健，種下了天大的禍根。

巴塞爾事件後，宋健一時成為巴塞爾會議上盡人皆知的人物，會上許多科學家來找宋健，或表示關切、友好，或向宋健索要論文，或交換文章資料，還有的主動約請宋健謀求科學上的某種合作。在大會的閉幕招待會上，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L．Neustadt教授攜夫人要與他乾杯，這些都成了宋健在“文革”時的罪狀。

“文革”時宋健被指控為“裡通外國”，證據便來自巴塞爾事件，都是自由生髮和無端創作的一些異想天開莫須有的東西。宋健因此被隔離審查，引發的大字報、大標語、大批判、鋪天蓋地，批判宋健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為取得鐵證，宋健的家中多次被抄，大量珍貴的科學資料散佚一空，一些記載著宋健在科學研究上重要心得工作日記、論文的手稿等等也被查抄，從此影蹤全無，損失慘重。

宋健還被多次拉出去，當做活靶子批判，當成“裡通外國”的特務。

1968年“文革”升級，武鬥頻起，可謂一夕數驚，比當年宋健小時聽到大人說“鬼子來了”還要覺得恐怖，因為那時是個不曉事的孩兒，這時卻是一個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一樣的“裡通外國”的特務，真要被革命群眾出於義憤一頓飽打，打死了也就打死了，這還不算，還得落一個“死有餘辜”的罪名，禍及全家和子孫後代。

可想而知，宋健當年，心裡有多怕。

好在當時以閻揆要將軍為首的軍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