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危機”的一些觀察》，載《亞洲研究雜誌》，第45卷第2期（1986年），第224

頁；以及他的《關於白銀，對外貿易以及晚明經濟的筆記》，載《清史公報》，第3卷第8期（1977年），第5頁。關於貨幣供應及其在十七世紀的影響，參見魏斐德《中國與十七世紀的危機》。載《帝制晚期的中國》，第7卷第1期（1986年），第1一26頁。關於清代貨幣供應的一般情況，參見傅格爾：《清初中國的中央貨幣政策與雲南的銅礦生產，1644…1800年》，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林滿紅：《貨幣與社會：十九世紀初中國的貨幣危機與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哈佛大學1989年博士論文。

②韓書瑞和羅斯基：（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第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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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下游社會

這個地區位於中國的東部與中部，通常被稱為江南地區，是現在被我們稱為長江下游的大地區的繁華核心。在分省地圖上。這一核心區域包括江蘇南部，安徽東部的一角，以及浙江北部。①人們常常以這個中國最發達的經濟區域為背景，對十八世紀中國的商業擴充套件進行論述。中國最為繁榮的地區經濟已在這裡存在了七八百年；諸如商品化的農作物生產以及專門化的市場之類構成中國帝制晚期經濟的特點，也在這裡最清楚地表現出來。事實上，由於這個地區內各地的經濟都達到了高度的專門化，以至於糧食產量過低，難以滿足當地人口的需要。於是，江南的許多城鎮成為大規模地區間穀物交易的集散地。進入十八世紀後，每年都有足夠為三四百萬人食用的稻米從長江中上游各省運往蘇州、松江和太倉周圍的各個商鎮。②這些稻米最終將抵達遍佈華東的各個缺糧地區。據十八世紀初葉一個觀察者稱：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雖豐年多取資於江浙，亦猶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雖豐年必仰給於湖廣。數十年來，大都湖廣之米鎮集於蘇郡之☆★☆★☆★☆★①由施堅雅所提出的地區性體系的分析方法，是當代影響最大的方法上的嘗試，其目的在於能夠對中國經濟作功能上的區分，同時將這種區分同政治行政體系聯絡起來。參見施堅雅：《十九世紀中國的地區性城市化》，載施堅雅與艾爾文編：《帝制晚期中國的城市》，斯坦福大學出版杜1977年版，第211～252頁。

②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杜1988年版，第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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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轎，而楓撟之米，間有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歲雖頻褳，而米價不騰。①在製造業方面，江南財富的基礎是紡織業。長江下游生產的紡織品在全國均有市場。絲綢是領銜的出口產品，為生活日益奢華的官僚及學界與商界上層人士所穿用。這一規模宏大的工業是以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家庭的手工勞動為基礎的。江南社會已經高度商業化，其市場網路則與農民的家庭緊緊地聯絡在一起。說那裡存在著“與世隔絕的”或“單個的”地方經濟（這裡指的是過去人們對於中國鄉村的一些錯誤看法），簡直是不可想象的。極而言之，鄉村與市鎮的結合，也意味著它受到了手工業的某種支配。在這個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區，要使得依然不斷增長的人口能夠在一再縮小的耕地面積上生存下來，家庭的每個成員都不能閒著，而必須為市場生產一點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早在十五世紀就有人對於紡織業的生活作過這樣的記載：紡織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裡婦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旦復抱紗以出，無頃刻之間。織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穫，輸官償息外，不卒歲室廬已空，其衣食全賴此。②☆★☆★☆★☆★①蔡世遠認為，政府應當放開對於福建稻米出口的限制。令人遺憾的是，米價的穩定並未能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