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時代“慷慨悲歌”的“士”的精神，並將此精神發揚到極至。即使是墨家的反對者，在這一點上，也不得不承認。陸賈《新語》記：“墨子之門多勇士”；《淮南子》記：“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墨子精神：從消失到重生（2）

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俠義”精神，多存在於民間，究其本原的話，與墨家大有關係。扶弱以抗強，一直是墨者的本色。這我們從墨子的徒弟禽滑釐的一句話中可看出：“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奈何？”先秦諸子中，像墨家這樣堅定地站在弱者一邊，實在是絕無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俠義精神的發端。梁啟超曾將墨學分有兼愛、遊俠、名理三個分支，對於其遊俠精神，梁啟超評道：“凡兼愛者必惡公敵，除害馬，乃所以愛馬也。故墨學衍為遊俠之風。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為而為也，殉其主義而已。自戰國以至漢初，此派極盛，朱家、郭解之流，實皆墨徒也。”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這有不同的見解，但至少其在行俠之一方面，是與墨子之徒相一致，所以這裡我想結合司馬遷的《史記·遊俠列傳》來探討墨家的衰亡。

韓非子說過，“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學一旦與政治同流，成為立法的根據，儒學便完全實現合法化；而以俠義自任的墨學，既然已經做好同弱者共進退的準備，最後必然是走向強權政府的對立面，成為強權專制政權的眼中釘，肉中刺。墨家大致是在秦統一後迅速衰落，而凋謝於西漢中葉，這說明國家專制一旦成熟，墨家便無法生存。秦的統治時期很短，所以俠士在初漢時還很有社會影響力，但隨著君王專制的發展，這些以武力行使道義的人，越來越被政府所深惡痛絕，這點我們從《遊俠列傳》中可以看出端倪：漢景帝時，皇帝派遣使者誅殺以豪俠聞名的濟南人瞯氏、陳地人周庸；一代俠客郭解的父親也是俠士，在漢文帝時被誅殺，而郭解本人則在漢武帝時被誅殺。郭解被誅殺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因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馬遷記載：“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儼然是天下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殺完全是政府的陰謀。在一次宴席上，客人們都稱譽郭解，有一個儒生很不以為然，就說：“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但這儒生隨後便被殺死，估計是郭解的一個門客所為，官府要求郭解交出殺人犯，但郭解自己也不明白究竟何人所為，最終官府認為郭解無罪釋放，但此時，作為御史大夫的公孫弘決心將郭解置於死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殺之。當大逆無道。”於是誅殺郭解。

從郭解事件可以看出，到了漢代武帝時期，政府對俠士的打擊，並不僅僅是因為“以武犯禁”或“殺人”，而是“為任俠行權”，也就是俠士公然行使君王法令之外的一套權力，這一點無疑極大地刺激君王“履至尊制六合”的尊嚴與權力。據《呂氏春秋》記：“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在墨者集團中，有著政府無法染指的內部法紀，這也是專制的政府所無法容忍的。無論郭解是否如梁啟超所說是墨徒之流，以俠義為精神的墨者，勢必是統治者所欲除之而後快的，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專制的提出，更加速了墨學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