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脫離重慶另組政府的條件帶到重慶，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館連日“會商多次，不能達到最後的決定，陳璧君乃堅決主張就走”。（注：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326頁。）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滿足於國民黨宣傳部長及侍從室副主任之職，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鐘內在餘筆下產生”，因此積極策劃降日，開創“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繼而又催梅思平參與，（注：見《汪偽十漢奸》，第226頁。）最後周、梅請汪出馬，再經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會議承認汪為談判對手。周是整個降日運動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兩個月中，周對汪做了大量的動員工作，當汪猶豫時，周即勸駕：“您兼外交部長的時候，與日本人打交道，還可以稱順利！”周在心裡卻怪“汪之性格，咸認為無一定主張”、“無擔當，無果斷”。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點，“斷定雖有反覆，結果必仍如原計劃”。（注：見《周佛海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動身，周已扛著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猶豫、妥協及動搖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聖，反覆勸誘，推波助瀾，汪精衛的“降船”就這樣啟程了。

有人說：“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沒有璧君亦不能敗事”（注：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461頁。）。某種意義上來說，汪淪為漢奸，也是壞在陳璧君和周佛海手裡。

懦弱自卑的性格導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壓倒，未能辯證看待抗戰，看不到中華民族的勝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優柔寡斷的性格，易被別人所左右，被人推誘向賣國求榮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豔電響應近衛第三次宣告，在賣國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淵，最後身敗名裂。其中汪氏個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艱苦時期，1938年底日本近衛內閣兩次發表“近衛宣告”，公開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誘降。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叛國豔電，表示響應“近衛宣告”，走上了可恥的賣國道路。

電文中，汪精衛提出了自己對抗戰的理解：“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發出旨在滅亡中國的第三次“近衛宣告”，蔣介石對此怒斥，“骨子裡實在是暗藏著機械利刃”，“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汪精衛卻在電文中對此辯護：“第一為善鄰友好”，“第二為共同防共”，“第三為經濟提攜”。汪精衛最後說，“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丟擲“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時，汪精衛就發表了《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講話，他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

另據記載，某次汪精衛曾問馮玉祥，大家都呼“抗戰到底”，這個“底”在何處？馮說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衛這個秀才聽來，“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無知”。

而汪精衛之羽翼周佛海對中日之戰也有“妙論”：“中國沒有一件能與日本比擬，如果戰爭擴大並延長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難，可是日本感覺到癢的時候，中國已痛不可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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