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離。這篇小說對我的意義相當大，就在於它讓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危險和可憐的處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努力的事實上就是這回事：想讓文學回到我的老家去。但看了《地枯》後，我放棄了多年的努力，並相信這種放棄是絕對正確的。說真的，這小說讓我看到最多的是掙扎，寫作的掙扎，閱讀的掙扎，包括我長此掙扎下去可能有的最好的下場。顯然，《地枯》成了我照見向前的鏡子，也成了我照見自己未來的鏡子，那樣子讓我感到很不對頭，我也就有了止步回頭的願望。今天，我多少懂得了掙扎在文學中的地位和價值，也就是作家包括他創造的人物的內心是可以掙扎的，甚至掙扎得越充分越好，掙扎是表現，是挖掘，是伸展。但落成這一切的文字，語言，敘述，是不能掙扎的。敘述上的掙扎會讓閱讀者的心亂跳起來，人物和故事的鏡面也會由此四分五裂。可以說，《地枯》讓我提前幾年結束了疾病般的寫作。這時候，我尚未認識向前，但他比許多我認識的作家給我的還要多。這也應了一條文學定理：一個作家很難從另外一個作家身上或生活裡得到什麼，他只能從作品、從文學中去得到，而得到的方式又似乎是千變萬化的。

在四個城市說朱向前（2）

B�南京

南京是我心目中最排斥的城市。這跟城市本身的好壞無關，有關的是我個人一些特別的體驗，它更多的是來自命運和某些人造的不快的記憶。我先後三次進出南京城門，每一次都想永遠地留下來，但最後還是憤然而去。我剛到南京時，差不多是向前剛讀完軍藝並決定留校的時候。這也是他以一個評論家的姿態頻頻亮相的時候，人們也開始以一種以往少有的熱情談論他。開始我聽到的談論是褒貶不一的，褒的大致有這麼幾類：一說向前的評論比他的小說更出色，所以也更容易樹立起名聲；二說在評議莫言的所有文章中，向前的夾敘夾議的評論最到位，有開文學評論先氣的價值；又說向前小說、評論雙管齊下，足見他才藝之大，等等。貶的聲音也不小，有說向前的評論什麼也說明不了，只說明他無能當一個小說家；有說向前是靠吃莫言長大的，賺的是個近水樓臺的便宜，沒什麼了不起的。

我是不太看文學評論的，看了也不懂，只是聽著這些不絕於耳的評論（關於一個文學評論家的評論）後，有些替向前（朋友的朋友）高興，覺得捧也好，打也罷，讓人紛紜只說明他已經浮出水來，是件好事，下一步只要保持勢力，不沉落下去就行了。慢慢地，原有的一些貶低的說法已經不攻自破，比如向前已不再專吃莫言，尤其軍旅作家兩大派現象的提出和詮釋，全然讓人感到一種新穎的刺激和恰切的睿智。這時候，貶的說聲音明顯變弱了，甚至不少作家開始主動把作品寄給向前，我因為是向前朋友的朋友，常有人來接近我，目的是想間接地接近向前。其實至此我跟向前的關係還是影子的關係，外面傳播的有關我跟向前的交情純屬徒有虛名。到了1989年，在我張羅上軍藝的時候，我遇到了一個對向前真正是知根知底的人，系向前的同鄉，又是向前妻子張聚寧在江大的同班同學。她以一種不容置疑的權威的口吻向我談起了向前夫婦某些不能言傳的秘密，說：寫作上張聚寧的才氣要遠蓋過向前，兩人先期合作的一系列小說多數是張主筆的，後來向前獨著的評論文章也離不開張精到的指點迷津，而張聚寧在仕途上的輝煌（三十來歲官至地區副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