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6日，山西一位中學教師冒著刺骨的寒風，來到夏鼐的辦公室。這位教師是考古愛好者，同時對《明史》有一定的研究。自定陵發掘的訊息公佈後，他就關注著報告的誕生，希望能從中得到教益。“文革”中他被打成“漏網右派”，送進農場勞動改造，但對考古的嗜好和《明史》的研究從未放棄。今天，他專程來到北京，向夏鼐大師請教《明史》中的疑難問題，並詢問定陵發掘報告的情況。

相同的命運，相同的志向，夏鼐望著面前這位教師真誠的舉動和渴求的眼神，沉寂的心潮再度翻滾開來。他感到自己不能沉默了。前方已經燃起希望之光，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必然要喚醒一個科學的春天。送走了中學教師，他開始醞釀發掘報告的撰寫計劃。

1977年10月，以夏鼐為團長的中國考古代表團訪問伊朗，並參加伊朗考古學中心召開的伊朗考古學年會。會上，夏鼐作了關於《中國考古成果》的報告，當介紹到定陵發掘的情況時，與會代表開始提問：“夏鼐先生，定陵發掘報告是否已經在國內出版？”

“尚未出版。”夏鼐最擔心的問題終於被提了出來，他只好硬著頭皮照實回答。

“像這樣偉大的發掘，20年不出學術報告，是否是你們的考古習慣？”問話變得刻薄起來。

“中國考古的習慣和世界各國幾乎是一樣的，定陵發掘報告之所以推遲出版日期，是由於我們經歷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緣故，這應算作是一個特殊的情況。”夏鼐毫不猶豫地回答。

“中國‘文化大革命’我們只是從報刊電臺上了解到點滴情況，請夏先生講一下這革命的具體內容好嗎？”

夏鼐心中一震。是啊，這“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內容是什麼？是把知識分子趕進牛棚？是把共和國主席、北京市副市長折磨致死？是將萬曆帝后的屍骨砸碎焚燒？……這一切，他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

面對一雙雙期待的眼睛，夏鼐以他的睿智機敏和超人的應變能力說道：“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複雜的課題，歡迎諸位到中國訪問和了解。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定陵發掘報告不久就將出版問世，到時請諸位朋友們指教。”

夏鼐結束伊朗的訪問回國後，第二天晚上便匆匆來到趙其昌家裡。這時的趙其昌已回到北京市文物局開始了正常工作。師生相見，百感交集，話題自然扯到激動過他們心靈的定陵和定陵遭到的劫難。當夏鼐談起要集中力量撰寫發掘報告時，趙其昌已熱淚盈眶。他從箱子裡抱出一疊信函，一併遞給夏鼐：“這些年，我收到了近百封詢問報告情況的信件，大多數都沒有答覆。我感到這是我們的恥辱，我沒臉向他們解釋……”

夏鼐望著趙其昌激動的臉頰，按捺住心中奔湧的熱流，笑了笑說：“我們雪恥的日子已經到來了，準備一下吧，爭取把這個報告寫出一流的水平。”

1979年4月，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及考古學規劃會議在古城西安召開。夏鼐以考古學會理事長及考古研究所所長的身份，在會上宣佈定陵發掘報告的編撰工程已列為國家“六五”社科重點專案，並立即組織人力開展工作。

會後，已任首都博物館館長的趙其昌和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巖，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趕赴定陵博物館，開始了這項長達五年的艱辛繁雜的浩大工程。

遲到的報告

當趙其昌、王巖來到定陵，同定陵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王秀玲找到文物倉庫保管員李亞娟，李亞娟拿出當年被稱作“變天帳”的發掘原始資料時，不禁大為震驚。幾百份資料，數千幅照片特別是那幾大冊現場記錄，歷20年蒼桑竟完好無損，這不能不算作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李亞娟原是北京市一位普通的家庭婦女。1958年定陵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