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用電影畫面把現實包裝，用畫外音的強行插入把現實淆混，然後再返銷給現實，從而完成了對現實的嘲弄與解構。

二、傻子的話語變向

傻子是對馬猴們的抽象，甚至是對時代的抽象，它最重要的抽象點在於話語的變向。

雖然傻子總共只有三句臺詞“歐巴、古倫木和傻*”，但這三個短語卻意味深長，幾乎可以作為時代的話語凝練。由它們的變化我們又可以反觀時代的意味和人的價值的變化。

影片本身並沒有明示“歐巴和古倫木”到底是一種怎樣的話語。它們是從哪裡來的？影片並沒有敘述。然而透過時代的分析，我們可以對它們作出某種也許極為接近事實的假設。而一旦我們聯絡“歐巴和古倫木”的外來語特點和故事的發生時間——建國初期，我們幾乎就可以肯定，傻子的話語來自蘇聯或者南斯拉夫或者別的什麼**主義意識形態統治下的國家。這是和歷史極為接近的，因為建國初期我們國家外來語的主要進口地只有那些和我國稱兄道弟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歐巴和古倫木”本身就蘊涵著極強的時代特色。這種特色和建國初期的社會氣氛應該是相吻合的。

而當影片結尾，長大成*人的馬猴們開著豪華轎車在八十年代北京才有的立交橋上路遇傻子而衝傻子高呼“歐巴、古倫木”以尋求一種親切感時，傻子脫口而出的“傻*”則又是一種新的話語時代表徵。這是怎樣一種話語呢？“傻*”這句典型的京罵在影片的末尾出現到底能說明什麼呢？——這要和“歐巴、古倫木”相聯絡。

一個傻子僅有的幾句語言由神聖的高度意識形態化的集體語詞轉變為一句市井人物的公眾“罵語”，這種意味展現的也許就是我們這個社會和社會中個人的歷史文化變遷。而由《陽光燦爛的日子》優美情調所表現的略帶滑稽的話語變向無疑就是一種由神聖到世俗，由集體到個人的摧毀與瓦解的過程。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推論：“歐巴、古倫木就是傻*。”

另外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是：話語的主體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傻子。建國初期他就在有戰士站崗的軍隊大院門口傻笑著高呼“歐巴、古倫木”；幾十年過去，他又穿著西裝、騎著木棍在北京的現代化立交橋上不屑的大罵“傻*”。天才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創作者不但用傻子的囈語摧毀了我們幾十年的社會歷史，而且也用這一形象主體和敘述中心在譏諷中解構了這幾十年歷史的集體性主體。

當然這一摧毀過程並不是僅有話語變向就能完成的了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一片幾乎嘲笑了被它視作“傻子”的歷史本身和歷史主體的一切要素。如果對這些要素作一種概觀，可以將之分為兩個部分：個體的性與集體的神聖。

三、性的徹底完結

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中，毫無疑問，原本屬於個體行為的對性的追求成了一種集體行為。而這一追求的集體物件只有兩個：一個是劉北蓓，另一個是米蘭。

當劉北蓓在其他夥伴的嬉笑聲中強吻馬猴，馬猴極力拒絕，最終馬猴臉上紅紅一片而劉北蓓氣急敗壞的時候，《陽光燦爛的日子》對性進行了第一次嘲諷和瓦解。——對於馬猴這個對性略覺神聖與神秘的半大孩子來說，性竟然成了一種強迫進行的集體遊戲。當劉北蓓在男孩子們洗澡時闖入而使其中一位**勃發下面勃起，引得其他夥伴大罵“你丫怎麼這麼流氓”時，性不過就是一種赤luo裸的**。它沒有絲毫的美麗可言，儘管他們試圖用“流氓”一詞來拒絕性的不美麗。

於是這個據米蘭介紹“認識很多人”，但又不知道自己名字正確念法的劉北蓓成了一個毫無神秘性因而毫不美麗的單調的性的物件。在她那裡，馬猴找不到他所渴望的那點兒美麗的東西。那麼，馬猴自認為很合己意的物件米蘭出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