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負面報道就把弟兄的辛苦和烈士的犧牲全部給抹殺了呢。”

大胖拍拍我的肩膀道：“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不關你的事情你就別想那麼多了。我們這些小警察對公眾的看法是沒辦法改變的，也沒有能力和資格去影響別的警察怎麼思考，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成了。”

其實我也明白大胖說的這些道理，只是自己的腦子一時別不過彎兒來，心中的那種失望和難受無法用語言來描述。我深深記得我們這些大學生剛穿上制服時的那份自豪和驕傲，也永遠忘不掉那些罵我們是狗的群眾的語氣和表情。三年了，每當和別人說出我的警察身份，看到的多是畏懼、驚歎、輕蔑或者有距離的客氣，卻很少從別人的眼神裡讀到對這個行業的尊重。

下午還要趕回去上班，臨走的時候，大胖對我說：“我聽說大春是倒在自己人槍口下的，具體細節我不清楚，你可以找個知情人問問。”

我吃了一驚，馬上給大飛掛了電話，這小子是記者，這方面的訊息應該最靈通。大飛在電話裡支吾了半天，顯然是說話不大方便。我知道他這會兒可能正在開會，又去問當天的當事人大陸，大陸這兩天已經把嗓子都哭啞了，哽咽了半天都沒把話說清楚，但我從他斷斷續續的敘述中也聽出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那天晚上，由於擔心罪犯有槍，幾個外地來的同志在衝上去的時候已經把子彈上了膛，大春衝在最前面，迎頭就把罪犯撲倒在地。

罪犯在地上拼命反抗，一隻手順勢就往腰裡掏傢伙，幾個外地民警看著情況不對也衝上去摁頭的摁頭，摁腳的摁腳。混亂中一個民警手裡的槍走了火，三顆子彈穿胸而入，把大春當場打倒在地。

大陸一邊抽泣一邊問我：“聽他們說，給大春報烈士的材料在省廳被壓著了，你們對規章熟悉一些，你說，被自己人給打死的能不能被評為烈士啊？”我拿著電話愣了半天，怎麼也給不出個確切的答覆，因為大春的犧牲畢竟是一次意外，但是倒在自己人槍口下和倒在罪犯槍口下區別有那麼大嗎？任何一個民警迎著危險衝上去的時候，他們是絕對不會計較自己倒在誰的槍口下的，我語氣堅決地對大陸：“我不知道廳裡會怎麼處理這件事情，大春以前冒過那麼多次危險，抓獲過那麼多罪犯，卻一次功也沒立過，這次廳裡要是把報烈士的事情給壓下去了，我們這幫年輕人就一起給廳裡寫信，要求給大春記功，授予他烈士稱號。”

“那好，我們特警大隊的同志們今天也商量好了，如果不授予大春烈士稱號，我們就一起給省政府寫信。”大陸在電話那頭說。我又和大陸商量了一下簽名的事情，掛電話的時候我告訴大陸，對於這些事情的運作我們畢竟不熟，還得去請教一下大飛。

見到大飛是在他的辦公室，他正急匆匆地收拾東西，我一見他就大罵：“你小子良心到哪裡去了，找你問正事你還王顧左右而言他的，搞得兄弟們都以為你日理萬機呢！”大飛委屈地說：“你以為我想這樣啊，上午在開會，政治部主任和我們處長都在那兒坐著，能接你電話已經是很給面子了。”

我懶得再和他計較接電話的事情，忙著問大春的事何時會有個著落。大飛想了一下說：“現在的領導都很開化了，腦瓜也沒以前那麼呆板。再說《革命烈士褒獎條例》也沒規定那麼死板，既然報紙都報道了，大春絕對不會白白犧牲的。”

我想了想覺得也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