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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

倡改革的政治活動。

1895年4月,日本逼籤《馬關條約》的訊息傳到北京,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組織發動下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史稱“公車上書”。

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 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

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