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時，乃至明清，科舉大興，四民之末的商賈鉅富便多有傾其財力，為子孫延請名師，為求能夠金榜題名，從而將家族的屬性從商賈家庭轉為士人家庭。

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與王時敏的祖父王錫爵同時代的內閣首輔張四維就是蒲州鹽商世家出身。

鹽商在中國古代與後世的石油大亨的地位沒有太大的區別，據陳文所知，如今南北兩大鉅富——南季北亢，這兩家的底子就都是鹽商，其中南季現在的家主季振宜當年還做過蘭溪知縣，正是陳文攻略金華府的那段時間。而擔任首輔時間距離王錫爵更近的申時行，家中也蘇州城裡的富商。

首輔如此，下面計程車紳更是多有此等出身，這其實是沒辦法的事情。

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商人經濟地位較高，但是社會地位則要差上太多，一如稚子抱金行於鬧事，財富積累是來的快，可是在官府面前去的也快，甚至更有國計困難的時候靠著羅織罪名以殺商賈富戶來解決財政問題的現象存在。

商人要改變社會地位，供養家中子弟科舉是最好的辦法。除此之外，自然也少不了出仕為官，靠著收受賄賂和官員的地位在家鄉經營商賈之事乃至成為當地鉅富的。

這樣一來，一個有錢，一個有權，更有著比之權錢交易更為安全的連通渠道，儒家士人和商賈富戶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比如東林黨，一間書院再加上一群喜歡議論時政的讀書人就能形成一個影響到中國歷史走向的黨派？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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