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反抗，只是小聲啜泣。老大強迫她吞下一顆藥丸，團伙裡的人稱之為“快樂丸”或“搖頭丸”。她不太清楚那是什麼，但是服下那玩意兒後，她連續一個小時不住地搖頭晃腦、昏昏欲睡，只能任人擺佈。藥效過了之後，拉思又開始哭，她被迫對所有客人露齒而笑，不聽話就會被幹掉。拉思妥協了。

所有女孩全年無休地在妓院工作，每天長達15小時。她們平時不準穿衣服，這樣就不容易逃跑或是把小費藏在身上。她們也不準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她們經常被打得很慘，直到學會看到客人時立刻條件反射地笑。男人可不願意付那麼多錢跟紅著眼睛、面容憔悴的女孩上床。這些女孩從來不準上街，工作也從來沒拿到過一分錢。

“他們只給吃的，但給得不多，因為客人不喜歡胖女孩。”拉思說。女孩們每天在監督之下坐巴士往返於妓院與公寓之間，她們十幾個人住在一棟公寓的第十層，大門從外頭被反鎖。一天晚上，幾個女孩走到陽臺上，把一條5英寸寬的長木板從曬衣服的掛物架上撬下來，然後架往距離12英尺遠的隔壁棟陽臺上。木板晃動得十分厲害，但是拉思在這裡已經絕望至極，她打算孤注一擲，於是跨坐在木板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動。

“我們有四個人都上去了，”她說，“其他人嚇得不敢嘗試，因為木板真的晃得厲害。我也很害怕，不敢往下看，但是留在那裡我更害怕。我們覺得就算摔下去死掉，也比留在那裡好，反正留下來最後也是死路一條。”

到了隔壁棟陽臺，女孩們大聲敲窗戶，吵醒了一臉吃驚的住戶。她們不會說馬來語，不太能跟屋主溝通，但對方還是讓她們進屋了。她們從前門出去，乘電梯下樓，在寂靜的街道上四處遊走，直到找到警察局求救。警察先是想把她們趕走，後來竟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了她們。馬來西亞的反移民法非常嚴苛，拉思坐了一年牢之後，按說應該被遣返回國。當馬來西亞警察把她載到泰國邊界時，她以為是護送她回家，結果卻把她再度賣給了人販子，人販子又把她賣給一家泰國妓院。

拉思所經歷的這段波折，讓我們瞥見世界許多地方的婦女所慣常遭受的殘暴對待，這樣的暴行慢慢受到關注，被公認是本世紀最主要的人權問題之一。

然而，這項議題所牽涉到的問題，幾乎還沒有出現在全球議程裡。的確，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報道國際事務時，無法想象有一天會寫這本書。我們當時深信，讓人眉頭深鎖的外交政策問題應該是崇高而複雜的，比如禁止核武器擴散。在當時，很難想象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會憂慮於孕產婦死亡率或女性外陰殘割問題。那時，對於婦女的迫害是邊緣議題，只有女童軍才認為值得為其捐款。我們寧可探討深奧難懂的“嚴肅問題”。

因此，這本書是我們兩人一起擔任《紐約時報》記者時，自身覺醒之旅的產物。

女性生存問題極少引起發展中國家主流媒體的注意，尤其是南亞和伊斯蘭教世界。在印度，女子因嫁妝不夠而被處罰或因男人想要再娶而被殺害的“火燒新娘”（bride　burning）事件，大約每兩個小時發生一起，但是這種訊息很少成為新聞。在巴基斯坦的姐妹城伊斯蘭堡與拉瓦爾品第，光是過去九年間，就有5000名婦女因被認為不聽話而被家人或親家澆上煤油後點火焚燒——或者被潑硫酸，後者這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況也許更悲慘。要是以這種速度把婦女活活燒死的是巴基斯坦或印度政府，可以想象抗議之聲會有多麼強烈。然而政府沒有直接參與，人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一名重要的異議分子在異國遭逮捕時，我們會寫一篇頭版新聞；而當10萬名女孩常態性地遭到綁架及被非法賣到妓院時，我們甚至認為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