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務部總監察長的觀點一樣，鑑定委員會似乎也認為製藥公司可以同時從事推廣和教育，只要它們說清楚它們在做的是哪項活動即可——也就是建立一道防火牆，將兩項活動分開。但是，實際上沒有什麼防火牆，因為製藥公司做的根本不是教育（如果真是做教育的話，它們會銷售它們的教育計劃，而不是將教育免費贈送或者給別人錢讓別人相信它們）。為什麼將教育計劃與推廣計劃分開會產生這麼多困難？就是因為二者其實是一回事——都是推廣。病人頻道的銷售主管凱利·彼得斯（Kelly　Peterson）在懇請製藥公司做廣告的時候說，這個頻道可以使製藥公司“直接將它們的產品與醫院中的病人聯絡起來”。當然是這樣了。它可以將脆弱的、受控制的病人抓到公司的門前——更準確地說，是將公司的門抬到了病人面前。

另一種偽裝成教育的推廣形式是對患者支援團體的贊助。許多這種團體都只不過是製藥公司的排頭兵。受某種疾病困擾的人們相信他們找到了一個支援網路，來提高對這種疾病的認識，但是這實際上只是製藥公司推廣藥物的一種方式。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們的支援團體背後是製藥公司；還有一些人相信製藥公司只是想幫助教育人們。

看看丙型肝炎（Hepatitis　C）聯盟。它們看似一場喚起人們對丙型肝炎的危害意識的草根運動，影響了大約4百萬美國人。但事實上，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這場運動是由製造Rebetron（丙型肝炎的主要治療藥物）的先靈葆雅公司發起的。服用Rebetron一年需要花費18　000美元。擁護團體透過將這種疾病宣傳得廣為人知，並向保險公司施壓，從而增加銷量。這也許是件好事，但是該公司顯然在極力隱瞞它贊助了這些活動的事實。海斯汀中心（生物倫理學思想庫）的主任托馬斯·默裡（Thomas　Murray）認為：“一家公司創辦了一個組織，卻將其偽裝成一個真正的自發產生的草根組織，這裡面存在道德問題。困擾我的正是這種騙局。”

最讓人倒胃口的推廣活動是惠氏公司對大學生關於抑鬱症的教育。這次活動推廣的正是疾病本身。如果學生相信他們得了一種可治療的抑鬱症，該公司的藥物Effexor就很容易賣出去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惠氏公司贊助在校園內舉辦一個90分鐘的論壇，名字叫做“大學裡的抑鬱：真實的世界、真實的生活、真實的事件。”特別報道了醫生、精神病專家以及在MTV真人秀“真實世界芝加哥”中的卡拉·卡恩（Cara　Kahn）（他服用Effexor）。2002年，這場運動被髮動的時候，惠氏公司告訴《波士頓環球報》的亞歷克斯·比姆（Alex　Beam），有四所大學同意舉辦這個論壇。哈佛大學拒絕了。哈佛大學的教務長，前全國精神健康研究所主任告訴比姆：“透過實際是由公司贊助的名人演講，很可能導致不正當的推廣活動。”這麼說算是含蓄的了。比姆自己則更加直率：“數百萬的大學學生可能會因為任何小原因而感覺糟糕：他們遠離家鄉；大學是一個不熟悉的有時甚至有點令人恐懼的環境；他的暗戀物件對他毫不關注。天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他們需要每個月花費120美元去買Effexor，來幫助他們度過這艱難的歲月嗎？可能並不需要。但是，還有誰比長大了但尚未成人的男孩女孩們更容易被誤導和引誘呢？”嗯，可能是躺在醫院病床上收看病人頻道的患者吧。

偽裝成教育的推廣（5）

好事成雙

製藥業的推廣偽裝成教育的模樣，至少需要兩方面的參與——製藥業以及醫生。我們知道為什麼大型製藥公司會這麼幹：因為這樣可以增加利潤。它可以增加銷售額、推廣以藥物為導向的醫療方式。實際上，如果對利潤沒有幫助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