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會令制度的莊重性大減。

後世講到魏晉南北朝的用人制度，腦海中往往會浮現門閥政治、九品中正制之類概念和印象。這想法不能說錯，但也不夠全面，起碼在制度建設方面來說，察舉制以及官學教育無論在南朝還是北朝，其實也都是存在著的。

諸如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別管察舉選拔的人才質量高低，起碼制度在執行。

北朝的國子、太學，只要入選為學生，便擁有了品階在身，可以直接轉任別的官職。南朝則就加了“明經”這樣一個名目，凡諸官學學子，必須要透過明經考試，才可以獲授官職，明經就等於是完成學業的畢業考試。

這樣一看，無疑是南朝的教育和選官制度要更加的合理與科學，如果不加考核，誰知道你究竟學成什麼樣了？但從實際執行所取得的效果來說，那也只能是嘿嘿嘿。

雖然南朝的明經取士形同虛設、效用不大，但只要有，對於後來者而言就是一個可作借鑑的規令內容。李泰在選人院制定的銓選考試，就是類似於南朝國學明經考試，同時也就被李泰命名為“進士”，取義考得過便可進仕。

當然實際上的科舉進士科跟這個還是不同的，李泰也只是為了灌輸這樣一個概念，為後來的制度推行而作鋪墊。

科舉的產生是一個制度完善的過程，而並非有著明確時間和標誌的概念，很多人講起隋煬帝開創科舉打破門閥壟斷就滿懷激動，但是隋煬帝開創的科舉是什麼形式、又如何打破壟斷，卻也未必說的清。

北周到隋朝，吸收了南朝的明經名目，開始有了“舉明經而進仕”的記錄，同時秀才科也頻有應舉，只是考取的規模非常嚴格。但這一時期還是屬於察舉制的範疇，因為這一時期考生的範疇還只在於官學、郡學與州郡貢士，與前代沒有顯著的區別。

隋煬帝年間下詔“十科舉人”，著令五品以上官員按照十科標準舉薦人才，所謂的十科便是“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才堪將略、臂力驍壯”，有一於此，不必求備，待以不次，隨才擢升。

這樣一來，無論是鄉貢貢士的範圍，還是選授的標準都大大放寬。與此同時，在明經、秀才等察舉常科之外，進士科也正式出現，選才的途徑進一步增加。進士科需策時務，時務就是當下發生的事情要務，如此一來選士的標準也變得更加靈活且務實。

有了這些選士之法的開拓和創新，到了唐高祖武德年間，進一步又擴大了參加考選的範圍，不再只侷限於官學鄉貢等選士，凡諸才士亦可自舉。由此科舉作為一種選才制度，才算是初步形成。

人對新事物的理解和接受，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對於見識之外的人事往往欠缺一個想象的能力。科舉作為一個更有活力的選士方法，或許在表面的形式上談不上有巨大的開創，但是對上下階級的洞穿這一核心力量，卻是需要時間來凝聚。

襄陽城不只有選人院，梁王蕭詧在時便已有州學，而臺府移鎮於此後，穰城府學也一併遷移而來。但是講到距離仕途最近的，無疑開始一考便可進士的選人院。

因此選人院也成了有志出仕、希望加入臺府統治的時流們的首選目標，再加上之前襄陽時流爭與臺府功士聯姻，李泰為了投桃報李便也給他們發放了眾多的選人資格。

如今選人院也是人滿為患，在學選人足足達到了上千眾之多，其中不乏才器猥下之徒摻雜其中。

對此臺府的應對是將這些生徒分為自費與公費兩種，之前的舉人試與院中旬月考試名列前茅者都可獲得臺府的專項補貼，可以保證衣食與學習的消耗甚至還能有所盈餘。但是其他大部分生徒，則就需要自費了，而且繳費數額還不低。

同時對於選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