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徐謙就是奔著打臉來的，他慢悠悠的道：“浙江之所以沒有損耗，一是因為上下的官吏，俱都奉公守法，在新政號召之下，都以浙江百姓福祉為己任，因而誰也沒有在官糧上打主意。這其二嘛，自是因為大人方才抨擊的是浙江河道的問題，大人說浙江濫用民脂民膏，大興土木。修建河道。可正是因為這些河道，卻讓浙江各府各縣與南通州暢通無阻。各府各縣徵來的官糧，直接押運上了碼頭。而後用糧船運輸至南通州，解上漕船北上，在這過程中，浙江除了花費一萬三千七百兩銀子僱傭船隻，其他損耗，不曾花得一分一厘，也不曾損耗一星半點的口糧。”

李士翱的臉色，唰的一下變得蒼白了。

河道……原來如此，難怪姓徐的有這麼多的自信。這個傢伙，竟然一聲不吭，利用河道運糧。只是可惜，不過……他依然不解的是，這浙江上下官吏，怎麼可能會真如徐謙所說，奉公守法。

須知自古以來，就算有一個兩個官員不肯在官糧上動手腳，可是要讓整個浙江這麼多官員俱都不動官糧。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太祖在的時候，對貪官汙吏剝皮充草，也不曾禁止這樣的狀況。可是徐謙，怎麼做的到？

這是李士翱很費解的問題，可是現在徐謙揭開了真相。李士翱反而糊塗了。

其實李士翱哪裡知道，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情況。而在於浙江新政的發生，使得浙江貪贓枉法的手段。進行了某種意義的升級。這就涉及到了經濟基礎的問題。

比如說在一個農業社會，官吏要貪贓枉法，往往都是採用十分原始的方式，要嘛是在官糧上動手腳，要嘛就惦記著火耗的銀子，再有就是訴訟之類，這些都是常見手段，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渠道，這種原始的貪贓枉法形式雖然操心勞力，而且很容易就被揭發，只是他們沒有選擇，手段雖然粗糙，只要有錢入賬，也就成了。

可是當一個農業社會漸漸向手工業社會轉型呢？這個時候，不但尋常百姓的生活發生了變化，而且由於經濟形式的變化，使得官員貪汙的形勢，也就變得多樣化了，比如他們和商賈們以入股的方式，讓商賈們在他的治下建立作坊，也可以讓自家的小舅子弄個船行，讓本地的商賈運貨，儘量照顧自己小舅子的生意，更可以唆使自己的家人去別處進一些木材來，透過關係轉賣給治下的作坊。

這些手段，更有隱密性，而且不必如此費心，更不怕現在的御使、巡按們來盤查，顯然，當各省還在使用粗糙手段在官糧和火耗銀上打主意的時候，浙江的官吏們已經進化變異了，因為他們想要樓銀子，已經有了比之從前更加合法，而且獲利更多的方式來進行。

因此，並非是因為徐謙所說的那樣，浙江的這些傢伙並非了改了性子，突然變得奉公守法，而是因為，他們再也瞧不上官糧上這點蠅頭小利。既然如此，還不如將盡量多的官糧押解入京，大家呢，也好多爭取一些政績。

只是這些東西，又豈是李士翱這種人所能理解的，某種意義來說，新政的官員和現在的官員已經產生了某種代溝，而這些代溝，代溝悄然形成，使得這些舊派的官員們，很難理解浙江人的行為。

徐謙看著一頭霧水的李士翱，面帶微笑，道：“所以，大人算錯了，浙江的官糧，明明是一百三十六萬擔，絕非大人所言的那樣，只有一百一十萬擔。”

李士翱眼下已經不能計較損耗的問題了，既然徐謙說了沒有損耗，那麼只好在沒有損耗的基礎上重新計算，他不由道：“既然沒有損耗，那麼浙江的官糧，也不過一百三十六萬擔，比之朝廷所額定的一百四十萬擔，依舊還是不足，雖然相差不大，只有數萬擔的差額，可是你方才分明說，還有三十萬擔押解入京，入倉的是一百一十四萬擔官糧，加上這三十萬擔，就是一百四十四萬擔，徐謙，還有八萬擔糧食，你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