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和平，趣味不俗，魄力出眾就行。黃氏識字不多，體格健壯，毫無羞怯之態，夜晚就睡，或側身向左而臥，或側身向右而臥，終夜睡姿不改變。黃氏為人木訥，性格乖僻，梁漱溟忙於治學，忙於社交，偶得閒暇，仍是老僧入定，陷於冥想而不能自拔。黃氏看不慣梁漱溟這副呆相，梁漱溟對黃氏則是能避則避，能讓則讓。黃氏曾指責梁漱溟有三大缺點：一是說他好反覆，每每初次點頭之事，又不同意，不如她遇事明快果決；二是說他器量狹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三是說他心腸硬，對人缺少惻隱之情。夫妻相處十三年，一直貌合神離，同床異夢。1934年，黃氏病逝于山東鄒平，梁漱溟的悼亡詩居然毫無感傷色彩：

我和她結婚十多年，

我不認識她，

她也不認識我。

正因為我不認識她，

她不認識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時間思索，

多一些時間工作。

現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

處在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社會，

她死了可以使我更多一些時間思索，

更多一些時間工作。黃氏說梁漱溟心腸硬，這似乎是最好的佐證。梁漱溟此時年屆不惑，已經勘破生死。鰥居十年後，梁漱溟方才續絃，與陳淑芬結縭。婚宴上，一向拘謹的梁漱溟居然老夫聊發少年狂，擺開功架，唱了一出《落馬湖》，令眾賓客捧腹大笑。陳淑芬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畢業生，比梁漱溟小六歲，性情溫和，修養到家，她不僅使梁漱溟擁有安樂的後院，還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濃厚的暖色調，有了輕鬆愉快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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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貴在踐行

梁漱溟從來都只認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學問家，他晚年接受美國學者艾愷的訪談，特意講到了這一點：“我不夠一個學問家，為什麼？因為講中國的老學問，梁漱溟手跡得從中國的文字學入手，可中國的文字學我完全沒有用功，所以中國學問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學，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國學問也不行。從這兩方面說，我完全不夠一個學問家。我所見長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稱我是一個思想家，我倒不推辭，不謙讓。思想家與學問家不同。學問家是知道的東西多，吸收的東西多，裡邊當然也有創造，沒有創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於學問家，就是雖然他也知道許多東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識，他也沒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創造多於吸收。所以我承認我是思想家，不是學問家。”梁漱溟是一位思想家，難能可貴的是，同時他還是一位親力親為的實踐家，他長期主張教育救國，而且是從最基礎的教育入手，為此他不惜辭掉北大教職，去山東菏澤擔任中學校長。他還致力於鄉村建設，實行社會改造，在鄒平縣成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感召一批知識分子與鄉村平民打成一片，提高村民素質，發展鄉村經濟，改變鄉土中國的落後面貌。梁漱溟身邊常有一些弟子追隨，他便仿照宋明講學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眾人，或默坐，或清談，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這樣的###稱為“朝會”。梁漱溟在朝會上的發言，後來被弟子們輯為《朝話》一書，頗似孔子的《論語》。梁漱溟的“朝話”通常是點到為止，以精警取勝，譬如這一句：“在人生的時間線上須臾不可放鬆的，就是如何對付自己。如果對於自己沒有辦法，對於一切事情也就沒有辦法。”

由於外患日深，“村治”理想被迫放棄，偌大的中國居然沒有地方能放下一張寧靜的書桌，梁漱溟別無選擇，便毅然決然投入政治的洪流。他曾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的自序中說：“……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