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多了曾隔閡，也不願多言。

在沉默中眾人終於等到了淨鞭聲響起，內侍高聲宣諸位大臣上朝議事。大家急忙排班依次進入垂拱殿，此刻的心情倒是都十分迫切，因為誰都想知道皇帝這麼做的目的，希望能從朝會上皇帝的隻言片語中得到答案……

趙檉的優點就是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短板是不擅於處理政事，解決那些婆婆媽媽的事情，因此必須依靠士人協助治理國家，這也是歷朝歷代的傳統，到宋朝更勝。他如此也算繼承了列祖的衣缽，承接了祖制。但是趙檉也明白讓自己完全照搬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國家危亡之時。

一般來說，君主政體分為四種執行模式：第一種模式叫做中央控制的模式。就是君主和官僚有限地控制軍隊和各級地方政府；第二種模式叫做宮廷的集權模式，就是皇帝或他的代理人，獨立行使中央控制權，官僚士大夫只能例行公事地在旁邊贊同；第三種模式是**的模式，所有的決策，出於皇帝或其代理人獨斷或共謀，官僚士大夫雖能分享行政權力，但無權參與決策；第四種模式是獨裁的模式，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權獨攬。壓制甚至鎮壓持反對意見的朝野士人。

也許第一種模式對君主政體來講是最理想的，可也是最難實現的，應該說是一種理想化的東西，反正在趙檉看來自己登基時的政治環境是不允許他那麼做的。因此他採取的是第二種模式，但官僚士大夫們卻不是例行公事地在旁邊贊同。因為大宋在管理國家事務上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法，使他難以實施獨裁，這種制度即便在趙檉這個現代人看也是十分先進的，稱之為封建君主制下的有限民主制也不為過。

唐宋之際政治格局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唐以前貴族政治壽終正寢，君主的地位也有了相應的變化。中唐以後出現了一個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階級。他們最終取代了退出歷史舞臺的身份性的門閥地主階級，成為唐宋變遷以後整個政權的基礎。隋唐以後開始實行的科舉制，進入宋代後進一步擴大和完善。這種“取士不問家世”的科舉制，實際上向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敞開了經由科舉取士進入統治圈的可能性。

唐宋之際社會變化在社會階級關係上的直接後果。就是憑藉科舉制作育出一個相對獨立計程車大夫階層。這一階層形成以後，勢必要進入官僚統治圈，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說的“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既是這種社會變化的反映，也進一步在政策上推動著這種變化。而政策的變化。地位的提高，使士大夫階層經世理念得到加強。他們對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無不抱有捨我其誰的主體認識，並把這種主體認識融入到自己經世濟時的建功立業中……

在宋代政治裡，還有一個常用術語，叫做“國是”，大體相當於現今所說的某一時期的大計方針。且國是一旦確立，短期裡一般不會輕易改動，直到下輪‘國是’再確定。

既然是共商‘國是’必然要廣泛徵求意見，但在由於歷史的侷限性，這個範圍往往就是士人們的意見，他們透過上書言事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監督皇帝恪守家法，諫請君主更改詔令，阻止君主內降詔書，抑制女後干政弄權等；在參政議政中確實起過積極作用。最高決策權，也就是皇權，因此也受到已經融入了國家的統治階層計程車人言事權的有力約束。

經過百年的發展，宋代制度建設漸臻成熟，而且在統治思想上已達成共識：“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臺諫之法，遠出前代”，有了一整套堪稱嚴密的制度與程式。言事官如果言事稱職，有相應的遷轉規則，提拔的力度、優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對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貶謫，平調離職而已。最嚴重的不過是落一階官，即少拿一級俸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