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王思政是否應該設治潁川的問題，李泰也多有思考，甚至還曾直接向王思政發問類似的問題，但卻並沒有得到王思政的正面回應。

後世有關於此也頗多論述，觀點與視角各不相同，但到最後也都難免一聲嘆息。因為這件事突出的就是一個擰巴，很難透過清晰可見的邏輯去講述清楚。

宇文泰今向李泰詢問王思政設治潁川是否可行，顯然不只是在詢問應不應該，而是有著更加深刻和豐富的意味。

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角度而言，如果潁川是河南當之無愧的中心，完全無可取代，那也沒有什麼好討論的，這個選擇本身就是眾望所歸。

可如果潁川的重要性完全達不到這種程度，那麼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也就有了立場和利益的區別。圍繞於此的不再是討論，而是爭執、是博弈，最終達成怎樣的結果與道理無關。

站在西魏霸府的角度，顯然是不希望王思政設治潁川。特別是在河洛新經一場大敗，對於河南方向的經略更加不能維持太過激進的策略。

如果設治於潁川，想要長期控制河南之地的話，第一統治效果不佳，第二統治成本激增。河南與關中之間受限於地理因素和當下的戰略環境，完全不足以形成良性的互動與互補。

比潁川更適合作為行臺駐地的地方，時任淅州刺史的崔猷也已經提出來，那就是襄城。襄城地在潁川偏西南位置，沿北汝水北上可以直抵尹川、與河洛相連，西去可經魯陽與荊州所在的南陽盆地溝通，可以說是進可攻退可守，與幾大戰略區域都能不失交流。

可是再怎麼正確的建議，如果得不到執行，重複千遍萬遍又有什麼用？現在局面很明顯是王思政一意孤行，就是要把行臺治所設在潁川，而並不是其人不知該處何處。

所以該不該設治潁川，本來就不是問題的核心。尤其李泰如今已經算是初步進入了霸府的決策層，而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將領和謀臣，所謂言出法隨，他如果覺得王思政不應該這麼做，那麼可能就得出面負責讓王思政按照霸府的決定去執行。

但這一階段的王思政，滿心都是開疆拓土宏偉大計，心中的燥熱可能就僅次於南梁的蕭菩薩，連宇文泰的命令都敢公然違背、不加執行，這團火是那麼好撲滅的？

李泰覺得想要讓王思政放棄他的秉持，估計得直接大軍前往繳了他的械或許才有可能。而這顯然是做不到的，那麼也就只能預設王思政所堅持的這一結果。

因此眼下最重要的，第一是要將已經出現的矛盾爭執掩飾過去，第二就是儘量降低王思政的冒進政策失敗之後給西魏政權帶來的負面影響。

歷史上宇文泰對這兩點倒也完成的不錯，答應了王思政設治潁川的請求，預設其已經半獨立的地位。然後就是在王思政面對圍攻的時候，並沒有頭腦發熱的大軍出援，從而將更多的力量葬送在潁川。

或許有人會覺得宇文泰這樣做不地道，但王思政做出這一選擇的時候，應該要料想到這種情況。或者說問一問自己，潁川的戰略價值有沒有大到讓他奮不顧身的去堅守頑抗？有沒有大到讓關西霸府不計代價的投入維持？

李泰要回答這個問題，那就需要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維度中，講述一下自己對於潁川得失之與霸府統治和天下大勢所造成影響的看法。

他沉吟一番後才開口說道：“臣兵駐彼鄉時，所見河南確有奉道趨義之士，但也不乏昧於道義、屈於賊勢之人。其地在荒年久、非是短時，賊蹤雖已蕩盡，兇威仍未掃除，立治不易，教化更難。太原公或許有慮於此，不惜以身犯險、設治潁川，以其皎皎風骨感化彼鄉荒廢之人情……”

宇文泰聽到他這麼說，意味不明的乾笑兩聲，旋即便又說道：“這麼說，在伯山看來，太原公設治潁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