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在的，因這點理由尋死，對我們中國人而言，好像不是那麼值得，不是那麼有說服力的。

當然，一個人要結果自己，是他的自由，是他的選擇，無容別人置喙。按照中國文人自殺的通常規律，走這條不歸路，原因無非兩端：其一，這個世界不讓他活下去，其二，他本人也不想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光有其一而無其二，不會自殺，同樣，沒有其一，也就不可能有其二，更不會自殺。所有用非常手段結束自已者，歸根結底，一，起因源自外部，二，下手還在自己。

茨威格的絕命理由，無論外部，無論自己，以中國人的眼光，是很站不住腳的。第一，納粹離你已經很遠，第二，克格勃也算計不到你，第三，又不是生活在我們那位流氓無產者朱皇帝文字獄的陰影之下，第四，你從德國流亡到南美洲，人家巴西相當禮敬你，麵包有，黃油也有，沒有充分理由走這條路。

好像是老倆口開煤氣，一氧化碳中毒，窒息而亡。文革期間，傅雷夫婦也是用同樣方法，離開這個世界的。可傅雷是逼得沒法活了才尋死，而茨威格所在的那個巴西，既沒有紅衛兵，也沒有造反派，至於有這個走的必要嗎？

這就是外國人和中國人的不同了。西方人對於生命質量的要求，和我們只求活著便好的生存哲學，是迥然相異的。中國人有面包，哪怕沒有黃油，也可能活得很滋潤，甚至連麵包也沒有，只有麵包渣，也能苟延殘喘地活下來。外國人，光有面包和黃油是不行的，好像還需要其它精神方面的東西，中國人或者中國文人，一般不存有這種奢望。

茨威格，只是缺乏“一種非凡的力量”，就覺得活不下去，只是不能“再一次開始全新的生活”，就想結束生命。這種精神狀態，放到任何一箇中國人身上，是不會當回事的。沒有力量就沒有力量唄，不能開始全新的生活就不開始唄，至於嗎，為之而死，傻不傻？

從屈原到王國維（4）

中國人最現實，天堂再好，哪怕頓頓吃蔥扒海參，餐餐喝濃湯魚翅，他也不會去的。寧肯有一頓沒一頓的在人間熬煎，也不接受這張去天堂赴宴的請柬。這就是中國式的生存哲學了，說得好聽一點，叫“活著而且要記住”　，說得難聽一點，叫“好死不如賴活著”。

因之，普希金會為一位法國爵爺罵了一句綠毛烏龜，而妒火中燒，以致大動干戈，最後送命；萊蒙托夫會為同窗羞辱他為鄉巴老，怒髮衝冠，而與那些貴遊子弟決一死戰，傷重不治。這種為忍不下去的一口氣，不惜拿命去拼個高低的做法，絕不為中國文人所取。

活著，便是一切。中國文人為國家，為民族，為真理，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者，也不在少數。但更多的卻能在萬般劫難，次之，萬般磨難，再次之，萬般困難，再再次之，萬般刁難之下，苟存下來。其信條，說白了，就是好死不如賴活著，無論怎樣嚴酷惡劣的外部空間，也要盡一切可能，求生圖存，活著並且要記住，這才是人生最高訴求。

所以，不是聰明人唯圖苟活，而是聰明人懂得算賬。也許只有王國維，只是為了“義無再辱”的那個“辱”，投湖自盡。用結束生命的辦法擺脫了辱，同時也把他的珠璣文字，錦繡詞藻，三墳五典，殷墟甲骨，隨之沉於湖底的爛泥之中。這個賬，怎麼算，誰來算，都是划不來的。

因此，中國文人之怎麼折騰也不死，實在是了不起的一種精神。

後來，文革期間，即使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神州陸沉之際，休看北大、清華，離頤和園咫尺之遙，從未聽說過有哪位教授，講師，學者，權威，再跳昆明湖，重蹈自屈原起，到王國維的赴水之路。可從《牛棚歷險記》，到《九死一生錄》煌煌鉅著中，那十年間，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宗旨下，在絕不提倡“溫良恭儉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