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殺功臣宿將，每次興大獄，動輒誅殺萬人以上。尤其熱衷於“廷杖”，就是當他的面揍他的臣下，每五棍換一個打手，即使被杖者命大，不致斃命，也將終身殘疾不起。這種殘暴虐殺，弄得當時士人以服官為畏途，如“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漠被徵不至”，就按照這條“不為君用”的律令，結果將他們“誅而籍沒其家”。

據趙翼《二十二史札記》載：“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做官做到這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可憐，在中國各朝各代做官者之中，恐怕是最不濟的了。

所以，文人遭遇這樣一位懷有嫉恨情結的皇帝，那也就只好認倒黴了。

朱皇帝腰斬高啟（1）

這是一位嗜殺的皇帝，也是一位嫉恨讀書人的農民皇帝。

是他下令，要將高啟腰斬，還要鋸成八截。如此剁肉餡式的死亡，中國文人所受刑戮之殘酷，之痛苦，他是第一位。

在中國，當文人遭遇皇帝，最不幸，最倒黴，被收拾得最殘酷，下場最悲慘者，莫過於秦朝的李斯，和明朝的高啟了。

這兩位文人，都是皇帝下令，活活腰斬而死，創中國文人受刑之最。

皇帝收拾文人，無非兩端，一是讓你活得不痛快，一是讓你死得不痛快。前者的極致，就是要這個犯錯誤的文人，覺得與其苟且地活著受罪，還不若死去。後者的極致，則是要將這個出問題的文人，在緩慢中被消遣著死，讓其在活著的清醒狀態下，看著自己的生命一點一滴地死去。

不能痛快地活，固然難熬，不能痛快地死，其實更難熬。

“腰斬”是一種頗費功夫的酷刑，需要的刑具也頗為複雜。如果只是砍頭的話，磨得飛快的大刀片子即可勝任。而像高啟這樣，是朱元璋特別關照，要一分為八的“腰斬”，那一段一段鋸劈下來，劊子手的行刑過程應該是相當長的，一時半刻且斷不了氣。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即使草菅人命的獨裁寡頭，也並不常常使用“腰斬”。只有一個秦朝，一個明朝，一個殺人如草的秦始皇，一個殺人如麻的朱元璋，腰斬，才是他倆必少不了的花樣。於是，秦朝的李斯，明朝的高啟，我們的前輩同行，首當其衝，成為腰斬的刀下之鬼。

李斯死於公元前208年，高啟死於公元1374年。李斯生年不詳，死時至少應該有60歲以上年紀。高啟生於公元1336年，死時才38歲。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中間，李斯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他似乎早知道會有這一天，行刑那刻，對受他株連一齊受刑的兒子李由說，從此，咱爺兒倆再不可能在那秋高氣爽的季節裡，牽著黃狗，架著獵鷹，出上蔡東門，在那廣闊天地裡追捕野兔了。

而高啟，甚至押到刑場那一刻，他還弄不明白一篇《上梁文》，一篇只是應景的，湊趣的，圖個吉利的，討個彩頭的文章，會惹得朱元璋勃然大怒，十萬火急，聖旨急傳，不由分說，動此極刑，不知所為何來？我們這位文人，做了鬼，也不知道那位要過飯，偷過牛，當過和尚，做過蟊賊的朱皇帝，為什麼竟上火到如此地步？

高啟，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字季迪，號槎軒，元末大亂，曾避難松江青丘，又號青丘子。文學史習慣將他與楊基、張羽、徐賁稱為“吳中四傑”，也有人稱為“明初四傑”。當代的讀者，即使讀過中文系的，也不會太關注這位在文學史上，已經很冷門的詩人了。

其實，他的詩寫得極好。

集編輯家，評論家，文學家於一身的清人紀曉嵐，對高啟、對其主要著作《大全集》、《鳧藻集》，評價是相當高的。

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他這樣評述：

“啟天才高逸，實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