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抗拒暴力強權的潛在力量,孕存在古代哲學美學和古典詩裡的視野(譬如,1976年在美國出版的Chinese Poetry: Major Modes and Genres),包括道家為抗拒“以語框物”“以人制天”的霸運作所提供的“去語障解心囚”的策略,進而探索和認識西方現代哲學詩學因為批判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系統“以語框物”“以人制天”的強制行為而切入/迴響東方的思域的詭奇蛻變……第二次愁渡:自願的放逐?不自願的放逐?來到美國而慢慢變成被人稱之為跨文化的一個“場域”,一個pass/port(所謂護照/通運港),在兩個文化的夾縫間,滿溢著張力,滿溢著戰慄,滿溢著惡夢,在不同的地方的夾縫間,在風景的夾縫間,在焦慮的夾縫間,永遠夾在中間,永遠錯置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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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在這裡談談我到臺灣前在香港的一些特殊的情況。香港,這個倫敦、巴黎、紐約、芝加哥的姐妹城市,對我這個剛被逐離開“親密社群”的鄉下十二歲的小孩子而言,衝擊很大:沒有表情的臉,猜疑的眼睛,漠不關心,社交的孤立斷裂,徹底的冷淡無情,加上一種特有的文化、民族意識的空白。英國殖民者宰制原住民的策略,其大者包括殖民教育採取利誘、安撫、麻木製造替殖民地政府服務的工具,製造原住民一種仰賴情結,使殖民地成為殖民者大都會中心的一個邊遠的羽翼;仰賴情結裡還包括弱化原住民的歷史、社團、文化意識,並整合出一種生產模式,一種階級結構,一種社會、心理、文化的環境,直接服役於大都會的結構與文化,西方工業革命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工業”,即透過物化、商品化、目的規劃化把人性壓制、壟斷並將之工具化的運作,便成了弱化民族意識的幫兇;殖民文化的利誘、安撫、麻木和文化高度的經濟化商品化到一定程度,使任何殘存的介入和抗拒的自覺完全抹除。在文化領域裡,報紙的文學副刊和雜誌氾濫著煽情、抓癢式的商品文學,大都是軟性輕鬆的文學,不是激起心中文化憂慮的文學,其結果是短小化娛樂性的輕文學,讀者只作一刻的沉醉,然後隨手一丟,便完全拋入遺忘裡,在文化意識民族意識的表面滑過,激不起一絲漣漪!對歷史文化的流失沒有很大的悲劇感,偶然出現的嚴肅認真的聲音,一下就被完全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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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版序(2)
反諷地,就是在這龐大匆匆遊魂似的群眾中的焦慮與孤獨裡,我被逐向“生存意義”的求索而萌芽為詩人。是我的幸運,在無邊的憂鬱裡,在當時甚為活躍的《中國學生週報》的學生聚會里,我認識了當時的詩人現在的名畫家王無邪。用西方的典故說,王無邪就是帶領我進入
詩樂園的維吉爾。我當時談不上是個作家,更不用說詩人了,但因著他耐心的勸進,我慢慢寫起詩來,更多的鼓勵來自他的好友,當時被稱為
“學生王子”的詩人昆南,不但鼓勵,而且邀我共同推出一本才出三期便夭折、但對我寫詩的成長極為重要的詩刊《詩朵》,因為在辦這三
期的期間裡,我寫詩,閱讀成千以上的中外詩人,選登選譯,包括重新肯定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詩人。從無邪和昆南私人的收藏裡,猛啃中外
的詩人,除了在鄉下小學時便開始唸的《古文觀止》和舊詩之外,我投入最多時間的是五四以來的詩人,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詩人,並從他
們那裡學到很多技巧:“意象內在的呼應”,“場景的變換”,“保持事物刻刻在眼前發生”,“戲劇場景的推進”,“事件律動與轉折的緊
扣”等(見我的《我與三、四十年代的血緣關係》一文),幫我完成後來詩中利用音樂的驅勢、氣氛的凝融以達致氣氛瀰漫和騰騰進展湧動
的效果。外國的詩人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