癖才行。扮酷只需要在秋風中望向地平線的一抹眼神，睥睨世俗可是要花掉真金白銀的——世俗比您牛多了，做好少賺幾筆的心理建設先吧。

打從上小學起，我就發現那些活得特有勁的同學寫作文都跟我們不一樣，我只會寫一些駢詞儷句，比如“時光如水，歲月如梭，又到了小鳥媽媽給小鳥餵奶的季節”，他們卻會特別嚴肅地質問老師：“我們該如何度過這一生呢？”老師偏偏特吃這一套，說他們有思想云云。對我來說這簡直是無事生非，我如何度過一生，跟我有什麼關係，難道不是歸我媽說了算嗎？

那時我最常看的雜誌是《新少年》，它每期的尾頁上都連載漫畫《丁丁和寧寧》，丁丁是一個調皮搗蛋的弟弟，寧寧則是其深明大義的兄長，每個故事的開頭兒都是丁丁幹了什麼上房揭瓦的事兒，結尾則一律是寧寧像個班長似的叨逼叨。每次看了這組漫畫，我都意志消沉地想：怎麼我們二年一班的每個同學都像寧寧呢？就我跟張一蛋像丁丁。我整天像丟了魂兒似的，張一蛋則智力有問題，每天帶一隻水煮蛋上學，吃完了找不著了就大哭一場：“我的蛋呢？”

如此悲慘的記憶一直跟隨著我，直到長大成人，彼時我已經喜歡上了一款叫《主題醫院》的電子遊戲。玩家在這遊戲裡經營醫院，要面臨好多麻煩事，比如護士跟醫生*啊、護工沒事兒就打檯球啊、女病人們大便時的吶喊聲太大啊等等。疫病流行時醫院裡總是不斷死人，於是我最愛的橋段就來了——整個醫院裡反覆迴盪著播音員的清脆女聲：“請病人不要隨便死在走廊上！”敢情這個還有呼籲的。我覺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做這個女播音員，把多嚴肅的事兒都變成扯淡。

假如可以回到過去，我這個女播音員就會先去學校，張一蛋一開始哭，我就塞給他一隻水煮蛋：“喏，你的蛋。”然後我會跟小時候的自己聊聊：“去跟他們玩吧，其實他們只是有點兒笨。”最後我會告訴他，活著本來可以是快樂的，如果不再賦予生活本不具備的意義，拿死亡之類的事情開玩笑，也不太把“如何度過一生”當回事，只不過我們很難做到這些而已。如果不像別人那麼烏泱烏泱地在走廊上跑來跑去的話，活著本可以是簡明、安靜和值得嘗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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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因素

普利策攝影獎獲得者凱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車尾氣自殺身亡，他的遺言說：“對不起，生命中的悲傷遠遠超過了歡樂。”當時離他憑藉那張著名的禿鷲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獲獎不過3個月。有那麼一段時間我非常喜歡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攝的照片——當然都沒有獲獎的那張好。卡特兩頰消瘦，風塵僕僕，非常窮，酷似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個不只是記者的記者。榮格說，同一個時代中會有心理學意義上的不同時代的人，比如現代社會中也會有古代迦太基人型別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說凱文…卡特不算當代記者，要歸入很早以前理想主義的那一撥兒，心裡裝著悲天憫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現代記者們則大多戴著半框眼鏡兩眼迸射賊光，喜歡輕鬆的工作方式，跟別的行業的人沒什麼區別，對於痛苦所知不多。

凱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個心事重重的傢伙到底適合不適合加入經世致用的行當，更明確地說，這類人適合不適合現代社會？時代有其強大的法則，如果我們不夠能滿足而快樂地與它*就很可能什麼都不是，莫奈式的樸素藝術家因此絕跡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賺錢的商業是最棒的藝術”因此崛起了——各行各業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

戈爾·。維達寫過一篇名為《熱愛飛翔》的文章，講的是他親身經歷的美國航空業發軔年代的往事。在結尾處，戈爾·維達說：“今天科技的發展真是令人歎為觀止。我們坐在電視機前觀看土星的光環漸漸消失，還能推測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