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躲在房子裡，一邊翻翻“陳年流水簿子”，一邊喃喃自語，輕聲唸叨幾句“吃人”之類，也實在難有更瀟灑的表現。即使他如我們所期待的那樣，做出更加強烈的破壞性行為，那也只能是先破壞了自己。狂人出於保護自己的本能，不想那樣做，我們是決沒有權利要求他一定要這樣做的。我們只能要求自己如何如何，而不應該要求別人怎樣怎樣。我們不會這樣去做，因為我們並沒有發狂。狂人也不敢做得更多，大約因為狂人也沒有真的發狂。照我的淺見，中國人只要屈居人下，是決不會發狂的。真正發狂的，是那端坐在金鑾殿上，把全國的人力財力都投入到修建長城和萬壽宮上去的人，和那分而投之──把人力投進監獄、把財力投進自己腰包的人。但這種人的這種行為，在中國不叫發狂，而叫英明決策。所以，名正言順的狂人，在中國是永遠不會出現的。

從《狂人日記》中讀出這一層，真叫人不寒而慄。中國生活對於生命的壓抑，已經遠遠超出了“控制”、“鉗制”使之無法衝動的狀態，而是進展到了使生命衝動本身不復存在的地步。中國人最傑出的文化成果之一，就是創造了最嚴格最完備的奴隸規距。每個人都要按照這嚴格而又完備的奴隸規距來約束自己、來權衡自己的言行舉止。所謂理性，對於中國人來說就是對於奴隸規矩的認識能力、適應能力，和對於自我生命的調節能力、壓抑能力。狂人雖然頂著一個狂字，表面上也確實有點瘋瘋癲癲、語無倫次，實際上卻完全符合這一“理性”標準。在小說行進的整個過程中，狂人主要是在“萬分沉重，動彈不得”的小房裡，深切地反省自己、權衡環境。他的批判的鋒芒主要是指向自己的。即使是偶爾向外，也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跟人們講道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弱小地位，他只能在循奴隸之規、蹈奴隸之距的前提下，才敢嘗試著講幾句提醒的話。他內心充盈勸轉吃人者的責任感和希望未來者不要繼續吃人的善心。真正發自生命底部的非理性因素，比如膨脹自我橫掃天下的慾望、砸爛世界或者征服世界的野心、完全忘掉外部環境完全無所顧忌一任自由意志呼嘯猛進的放肆等等，都極其稀薄甚至一點也找不到。這樣，狂人的反叛就不帶有一絲惡魔的氣質和猙獰的面目，他只是一個彬彬有禮的反叛者。狂人的反叛方式體現了十足的中國精神和中國做派。

我們在悲哀之餘，不得不驚歎魯迅先生的清醒。他太瞭解中國和中國人了。他太知道中國人精神上的束縛和壓抑了。他之所以不讓狂人作歇斯底里的發洩和魔鬼式的反抗，正是基於這樣的清醒。可是，一般的文學人物處理成這樣，可以說是理所當然，既然是塑造一個狂人，為什麼也要寫成這樣，而不讓我們這些可憐的讀者得到一點發洩和滿足呢？狂人的故事實際上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暗示：在中國，即使發狂也萬不可放棄奴隸規矩，而必須做一個斯斯文文、溫厚馴良的狂人。從這個角度來說，魯迅又實在太殘酷了。我這樣說並不是要責怪魯迅。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這樣殘酷，而是因為他的氣質、他的底氣只能寫成這樣。也就是說，魯迅與狂人是心氣一致的，他們都是彬彬有禮的反叛者。

寫到這裡，我忽發奇想。倘若今天有一箇中國人，也以《狂人日記》為題寫一篇小說，那將會是什麼樣的面貌呢？今天的中國可不可能出現真正的狂人呢？剛剛提出這個問題，我便趕緊打住，不敢深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