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綏遠地區的蒙墾

《辛丑條約》簽定後，清政府為了支付巨額戰爭賠款，緩解財政危機，決定在全國廣開菜園，增加財政收入，綏遠地區的官放蒙地、解除蒙地禁墾即是其主要措施之一。李玉偉在2001年第3期《內蒙古社會科學》上發表題為《略論清末綏遠地區的蒙墾》，指出，綏遠蒙墾的主要惡果是大量優良牧場被開墾，草場沙化，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二月開始的六年時間裡，在貽谷督辦墾務期間，先後放墾的綏遠蒙地為：伊克昭盟各旗土地18800餘頃，烏蘭察布盟各旗土地7900餘頃，綏遠城八旗牧廠地3700餘頃，殺虎口站地7900餘頃。其中，烏伊兩盟的放墾地包括：杭錦旗4000餘頃，達拉特旗2600餘頃，郡王旗9600餘頃，鄂托克旗170餘頃，扎薩克旗近2200頃，準噶爾旗近1600頃，王愛召香火地1200餘頃，四子王旗約3900餘頃，達爾罕旗近1000頃，茂明安旗680餘頃，烏拉特前旗2000餘頃，烏拉特中旗約70頃，烏拉特後旗190餘頃。貽谷被革職後，烏伊兩盟又新放、續放墾地3300餘頃。其中主要有烏審旗2000餘頃，烏拉特中旗860餘頃，烏拉特後旗270餘頃。總之，清末綏遠蒙墾，共放墾的土地為44730餘頃。從1902年到1908年，從綏遠地區搜刮的押荒銀、地價印即100餘萬兩。過度的開荒給本來就很脆弱的生態環境帶來了惡劣的影響。

探馬赤與探馬赤軍

瞿大風在《內蒙古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上發表題為《在釋&ldo;探馬赤&rdo;一詞及其與&ldo;探馬赤軍&rdo;的關係》，詳細分析了探馬赤的發展過程，並對蒙元時期探馬赤軍的本質與特徵進行了闡述。伯西和在《玄奘傳記中之二突厥字》中指出：&ldo;……可汗命達官&l;達摩支&r;引至衙安置，此&l;達摩支&r;似屬人名，實為官號，……此名在蒙古時代乃指一種特別騎兵隊伍。……然不能斷言其原為突厥語抑為蒙古語，只能知其先為扈從之官，後為先鋒之士。&rdo;瞿大風認為，探馬赤的職能轉換不是從官轉為士，而是由士轉為官。準確地說，探馬赤軍的將領往往都是先為扈從將士，後為前鋒之官的。&ldo;探馬赤&rdo;主要由各種來源的隨從或侍衛組成的先遣部隊成員，而探馬赤軍的將領則最初多為蒙古大汗抑或東、西兩道萬戶的扈從將士，後來才成為前鋒之官的。

元朝的鉤考錢穀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李治安教授在2001年第2期《歷史教學》上發表題為《元世祖朝鉤考錢穀述論》，第一次對元世祖朝的鉤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鉤考，又稱理算，意即財務審計，曾在元世祖朝頻繁舉行，且被阿合馬、桑哥等用作搜刮、聚斂財富的重要方式。元代的鉤考大約在憲宗四年（1254年）開始的，憲宗七年（1257年）十一月阿蘭達兒鉤考是蒙古國時期比較典型的鉤考。元世祖的鉤考是在蒙古舊制和漢族遺制的基礎上形成的。檢覆薄籍帳冊，追徵逋欠，必要時逮繫當事官吏，強制執行賠償等，乃是鉤考錢穀的基本程式和內容。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上書省右丞相桑哥主持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陝西、湖廣七省的大規模的鉤考。鉤考物件是以路府州縣官為主，也包括延安屯田、&ldo;大同錢穀&rdo;、&ldo;應昌和汆所&rdo;、&ldo;江南樂工租賦&rdo;、江南路州&ldo;學田所入羨餘&rdo;及各地中統鈔本。元世祖鉤考錢穀，一段時期以江淮、湖廣兩省為重點，當時，朝廷官僚集團內部的衝突，中央與地方財賦分配糾葛等，或摻雜其間，或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