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也與亞洲一樣。在俄羅斯草原（它是亞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上，也經歷了類似的連續性：在阿提拉的匈人之後，接踵而來的是保加爾人、阿瓦爾人、匈牙利人（他們屬芬蘭－烏戈爾種人，具有匈奴貴族的強硬）、哈扎爾人、佩切涅格人、庫蠻人和成吉思汗的後裔。同樣地，在伊斯蘭境內，在伊朗和安納託利亞的突厥征服者中，伊斯蘭化和伊朗化的過程與上述征服&ldo;天朝&rdo;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征服者的中國化過程‐一對應，在這裡可汗成了蘇丹和國王，正像在東方他成了天子一樣；像在中國一樣，他很快就讓位給另一些來自草原的、更加粗野的可汗們。在伊朗也可以看到征服、繼承和毀滅這一類似的過程，伽色尼突厥人之後，緊接著是塞爾柱克和花刺子模的突厥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帖木兒王朝的突厥人和昔班尼王朝的蒙古人，更不用說奧斯曼土耳其人，他們以箭一般的速度來到了穆斯林地區的外緣，取代了在小亞細亞的、垂死的塞爾柱克人的殘餘，由此迅速地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征服拜占庭。

因此，比約丹勒斯描述的斯堪地那維亞更高一級，大陸亞洲可以被看成各民族的策源地和亞洲的日爾曼尼亞，在民族大遷徙中註定要把蘇丹和天子呈獻給古文明帝國。草原遊牧部落的這些定期性襲擊成為歷史上的一種地理規律，草原遊牧部落的可汗們登上了長安、洛陽、開封或北京的王位，登上了撒馬爾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士的王位，登上了科尼亞或君士坦丁堡的王位。但是，還存在著相反的另一種規律，它透過古代文明地區使遊牧入侵者發生緩慢的同化過程。這種現象與所期望的一致，具有雙重性。首先存在著人口統計學方面的因素。這些野蠻的牧馬人作為相當分散的貴族被淹沒在這些密集的居民中，即遠古的人口稠密地區。其次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中國和波斯文明，儘管被征服，但反過來征服了野蠻的和末開化的勝利者，令他們陶醉，使他們麻痺沉睡，最後消滅了他們。在征服之後常常只需要50年，生活繼續著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中國化和伊朗化的蠻族首先起來保衛文明，反對來自蠻族之地的新攻擊。

公元5世紀，洛陽的拓跋族君主把自己看成是中國耕地和文化的衛士，反對所有的蒙古人：鮮卑人或者是希望重建業績的柔然人。12世紀，正是塞爾柱克人桑伽&ldo;密切注視著&rdo;阿姆河和錫爾河，反對來自鹹海或伊犁地區所有的烏古思人或喀喇契丹人。克洛維和查理曼的故事再現於亞洲歷史的每一頁。正像羅馬文明在奮力抵抗撒克遜和諾曼日耳曼主義時，在被它同化的法蘭克人中發現了後備力量一樣，中國文明在5世紀的這些拓跋人中發現了它最好的支持者；而阿拉伯－伊朗的伊斯蘭國家也知道上文提到的勇敢的桑伽是最忠實的擁護者。這些中國化和伊朗化的突厥－蒙古人作出了更好的榜樣，他們完成了古代王中之王或者是天子們的事業。庫思老或哈里發未能取得的勝利，即獲得巴昔留斯王位和正式地進入呈索菲亞，被他們的意外繼承者、15世紀的奧斯曼國王，在穆斯林世界的歡呼聲中完成了。同樣，漢唐兩代希望建立&ldo;泛亞洲統治&rdo;的夢想，是由13世紀和14世紀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和鐵穆耳&iddot;完澤篤為了古老中國的利益，透過使北京成為俄羅斯、突厥斯坦、波斯和小亞細亞、高麗、西藏和印度支那的首都而實現了。因此突厥－蒙古人在為他們效力中只是揮舞他的劍就征服了這些古文明地區。擔負起統治之後，他像古代詩人筆下的羅馬人一樣統治著這些具有古文明的各族人，與他們的傳統和他們長期的抱負保持一致。從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這些統治者在他們的中國政府裡，執行了中國在亞洲的帝國主義綱領；在伊朗－波斯世界，實現了薩珊朝和阿拔斯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色圓屋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