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撲滅不可,你務必破案。”當即就給徐遠舉寫了個指令,勒令限期破案。
《挺進報》怎麼會跑到朱紹良的辦公桌上?這要從當時重慶的中共地下黨組織說起。
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時有4位委員。書記劉國定,對外人自稱姓“黃”,因為個頭兒不到一米六,熟人都叫他“劉矮子”,公開身份是一家牛奶廠的會計主任。副書記冉益智,兼任組織部長,在4人中年齡最大。委員許建業,配合劉國定搞工運工作,在志成實業公司當會計掩護身份。另一位委員李維嘉,兼任宣傳部長,直接領導《挺進報》,也是4位委員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李維嘉現住在成都,離休前是四川省政協副主席。這位88歲的老人如今依然精神矍鑠,回憶起57年前的往事,思路清晰。
《挺進報》誕生於1947年。那年年初,國民黨當局在重慶悍然封閉了公開的中共四川省委機關和《新華日報》,人員強迫遣送回延安。原以為這下萬事大吉,沒想到卻冒出個《挺進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傳播“紅色”新聞。
小說中,《挺進報》由成崗連刻帶印、一人忙活。但據李維嘉回憶,《挺進報》的工作人員其實有3個。“蔣一葦做編輯,還刻寫蠟紙,陳然管油印。印好後交給劉鎔鑄,劉鎔鑄還負責經費和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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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進報》激怒特務(2)
“1948年2月,我接到上級川東臨委的指示:對敵開展攻心戰,把《挺進報》寄給敵人頭目。”當時,解放戰爭已進入第3年,解放軍打退了老蔣百萬軍隊的進攻,轉入了戰略反攻,向外線作戰。李維嘉記得,從第十五期(一說第十六期)開始,《挺進報》放棄了“對內發行,注意保密”的方針。
劉鎔鑄等人四處收集各種機關、公司、商號的信封,專給國民黨頭目郵寄和遞送《挺進報》。不僅是朱紹良,當時重慶市市長楊森以及眾多國民黨政府官員都收到了報紙。
“但現在看起來,當時‘對敵攻心’的策略是過於冒進了。”老人話鋒一轉,語氣低沉。
1948年4月初,特務就找到了破壞《挺進報》的突破口,時距朱紹良的雷霆震怒,僅僅一個月。由《挺進報》被敵人偵破開始,最終導致133人被捕、重慶地下黨全線瓦解,甚至牽連到整個四川的我黨地下組織。比起《紅巖》小說,真實的歷史更加曲折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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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達哉供出“老許”
《紅巖》故事的開頭,狡猾的特務黎紀綱和鄭克昌矇騙了沙坪書店店員陳松林,從而抓住甫志高。事實是,1948年初,在重慶的民生路上,的確有家進步書店。書店店員也是個年僅18歲的地下黨員,名叫陳柏林。
國民黨保密局重慶站特務李克昌注意到陳柏林,是因為有人告密說陳柏林藏有《挺進報》。李克昌便派了一個叫曾紀綱的特務以失業青年的身份接近陳柏林。曾紀綱很善於偽裝進步,他跟陳柏林徹夜交談,談苦悶、談人生、談志向……終於騙取了陳柏林的信任。
陳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細節,有不同的說法。一說是,陳柏林要求上級“老顧”親自考察曾紀綱,約好見面的時間地點自然也“通知”了特務;一說是曾紀綱在書店見到過“老顧”,特務透過盯梢發現了他的居住地。
“那時《挺進報》案才開頭,特務用刑很重。”羅廣斌後來在給黨組織的報告中這樣寫道。酷刑之下,年輕的陳柏林堅貞不屈,而他的上級“老顧”卻叛變了!“老顧”承認自己是中共重慶城區支部的書記,本名任達哉。
根據徐遠舉在解放後的交代:“任達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領導楊清,說楊清經常約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對面某茶館見面。我即派二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