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間，張玉彪跟著燕龍溪走訪了30多個倖存者。畫像前，張玉彪會先跟倖存者聊一聊，以期在情感上與遇難者找到聯絡。那些慘烈的歷史，深深觸動了他。

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倖存者常志強。

1937年，常志強只有9歲。大屠殺來臨時，他與父母、姐姐和4個弟弟正走在逃亡的路上。瘋狂的日本兵突然出現，瞬時殺害了他的6個親人。他的母親在臨死之前，還堅持著給他年僅兩歲的小弟弟餵奶。常志強看到母親胸口在汩汩地冒血，趕忙用小手捂上去，嘴裡還唸叨著：“媽媽，我給你捂著，我給你捂著……”但常志強留不住媽媽的生命，他兩歲的小弟弟，最終也被活活凍死了。說到此處，80歲的老人已經老淚縱橫。

我在南京採訪時，記錄了常志強遭遇的影片《南京》還在南京放映。看過影片的人，無不為之動容。為此常志強接受了各地記者採訪。反覆地回憶顯然給他的身體造成了傷害。我見到他時，他正戴著檢測心臟的儀器，坐在醫院的病床上。

我不忍心再向他提起那段慘痛的歷史。當老人看到我從張玉彪那裡帶來的他小弟弟的畫像時，非常高興，點著頭說：“像，真像！這就是小發。我這麼可愛的小弟弟，被日本鬼子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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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了記錄仇恨

對於接觸到大量真實的細節和場景的編輯者來說，不帶感情地記錄那段歷史是不可能的。

顏玉凡對此深有體會。剛剛編輯《名錄》的時候，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名字對她來說只是個符號。但隨著資料的豐富，那些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形象漸漸豐滿起來。而她也深深地被這段歷史所震撼。《名錄》編輯過程中，她一度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那時候，我經常失眠。即便睡著了，也會夢到那些撲面而來的名字。”編輯即將完成時，她不得不離開這項工作，回家療養。

朱成山記得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學生顏玉凡的資訊，資訊中顏玉凡說她看了老師在電視臺做的節目，哭了。她問老師，這麼多年來接觸這些慘烈的歷史，是怎麼熬過來的？

朱成山這樣回覆她：“帶著感情去研究歷史是對的，但不要帶著仇恨，要有理性。我花了十多年時間為這段歷史吶喊，現在我覺得光吶喊不夠，還要有理性。”

採訪中，幾乎所有學者都對我強調要“理性地研究”這段歷史。

王衛星說，研究歷史不是為了記錄仇恨，而是為了不讓悲劇重演，讓人類從悲劇中吸取教訓。大屠殺不是哪個民族的悲劇，而是全人類的悲劇，人性的悲劇。以這樣的情懷進行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不會增長仇恨，只能讓人們以史為鑑，更加珍惜和平。

他說：“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南京大屠殺不像納粹屠殺猶太人那樣被西方世界所熟知。我覺得，某種程度跟我們的敘述方式有關。張純如站在人性的高度進行敘述，人道，是人類共同的語言。”

2005年，在南京召開的納粹屠猶與南京大屠殺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一位以色列學者說：“我希望，當人類再有災難發生時，我們不再成為受害者，不再成為旁觀者，更不成為加害者。”

這，也許就是我們強調牢記歷史的意義所在。

血防：新中國第一場疫控戰爭

唐錚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1958年6月30日，身在西子湖畔的毛澤東主席，揮毫寫下了兩首後來為全中國家喻戶曉的《七律？送瘟神》。因為這兩首詩，餘江，這個江西省東北部的小縣，從此名揚神州。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在半個世紀前，那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