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內心震動之劇烈可想而知。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仔細分析其中原因，有的同今天差不多，有的則完全不同。相同的原因我在這裡不談了。不同的原因，其根柢是社會制度不同。那時候有兩句名言：“畢業即失業”；“要努力搶一隻飯碗”。一個大學畢業生，如果沒有後門，照樣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樣搶不到一隻飯碗。如果一個人能出國一趟，當時稱之為“鍍金”，一回國身價百倍，金光閃爍，好多地方會搶著要他，成了“搶手貨”。

當時要想出國，無非走兩條路：一條是私費，一條是官費。前者只有富商、大賈、高官、顯宦的子女才能辦到。後者又有兩種：一種是全國性質的官費，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類；一種是各省舉辦的。二者都要經過考試。這兩種官費人數都極端少，只有一兩個。在芸芸學子中，走這條路，比駱駝鑽針眼還要困難。是否有走後門的？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是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一般是比較公道的，錄取的學員中頗多英俊之才。這種官費錢相當多，可以在國外過十分舒適的生活，往往令人羨煞。

我當然也患了留學熱，而且其嚴重程度決不下於別人。可惜我投胎找錯了地方，我的家庭在鄉下是貧農，在城裡是公務員，連個小官都算不上。平常日子，勉強餬口。我於1934年大學畢業時，叔父正失業，家庭經濟實際上已經破了產，其貧窘之狀可想而知。私費留學，我想都沒有想過，我這個癩蛤蟆壓根兒不想吃天鵝肉，我還沒有糊塗到那個程度。官費留學呢，當時只送理工科學生，社會科學受到歧視。今天歧視社會科學，源遠流長，我們社會科學者運交華蓋，只好怨我們命苦了。

總而言之，我大學一畢業，立刻就倒了黴，留學無望，飯碗難搶；臨淵羨魚，有網難結；窮途痛哭，無地自容。母校（省立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要我回母校當國文教員，好像絕處逢生。但是我學的是西洋文學，滿腦袋歌德、莎士比亞，一旦換為屈原、杜甫，我換得過來嗎？當時中學生頗有“駕”教員的風氣。所謂“駕”，就是趕走。我自己“駕”人的經驗是有一點的，被“駕”的經驗卻無論如何也不想沾邊。我考慮再三，到了暑假離開清華園時，我才咬了咬牙：“你敢請我，我就敢去！”大有破釜沉舟之概了。

省立濟南高中是當時全山東唯一的一所高階中學。國文教員，待遇優渥，每月一百六十塊大洋，是大學助教的一倍，摺合今天人民幣，至少可以等於三千二百元。這是頗有一些吸引力的。為什麼這樣一隻“肥”飯碗竟無端落到我手中了呢？原因是有一點的。我雖然讀西洋文學，但從小喜歡舞筆弄墨，發表了幾篇散文，於是就被認為是作家，而在當時作家都是被認為能教國文的，於是我就成了國文教員。但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深知自己能吃幾碗乾飯，心虛在所難免。我真是如履薄冰似的走上了講臺。

但是，宋校長真正聘我的原因，還不就這樣簡單。當時山東中學界搶奪飯碗的搏鬥是異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換校長，一大批教員也就被撤換。一個校長身邊都有一個行政班子，教務長，總務長，訓育主任，會計，等等，一應俱全，好像是一個內閣。在外圍還有一個教員隊伍，這些人都是與校長共進退的。這時山東中學教育界有兩大派系：北大派與師大派，兩者勾心鬥角，爭奪地盤。宋校長是北大派的頭領，與當時的教育廳長何思源，是菏澤六中和北京大學的同學，私交頗深。有人說，如果宋校長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與何在國外也是同學，則他的地位會更上一層樓，不止是校長，而是教育廳的科長了。

總之，宋校長率領著北大派浩蕩大軍，同師大派兩軍對壘。他需要支援，需要一支客軍。於是一眼就看上了我這個超然於兩派之外的清華大學畢業生，兼高中第一級的畢業生。他就請我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