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外戚集團進行不懈的鬥爭。這一斗爭以丁鴻與袁安對東漢最盛外戚竇氏家族及其政治小集團（稱為“竇黨”或“竇家黨”）的反擊為始，直到梁冀集團的覆亡。

宦官作為一個特別針對外戚集團的特定階層，他們在以“身份關係”分享皇權之時，一直是外戚的競爭對手。因此，在除掉竇家黨方面起主要作用即實際發動政變的則是宦官集團。宦官把持朝政，根本不可能注重政治道德的重建與維護，相反，他們皆以敗壞吏治、毒化社會風尚為能事，所以文人集團要把原來反對外戚的力量，投放到反對宦官集團上面來。桓靈二帝時代，著名的黨錮之禍，就是知識分子與宦官集團鬥爭失敗的結果。

同時呢，在針對宦官的鬥爭中，知識分子集團又與外戚結成同盟，使原來的三角鬥爭轉化成了“兩大陣營”的衝突。

夏曾佑先生在其民國時代成書的《中國古代史》（上）一書中，用了不小的篇幅論述東漢的宦官外戚衝突，其曰：“前漢之世，外戚與宦官常相結；而後漢之世，外戚與宦官常相誅。相結之極，王氏盜漢；相誅之極，天下土崩。”這種鬥爭的結果大大影響了中國以後的政治文化，“二千載以還，遂與中國相終始”。換言之，以皇權（及其變種）為表現的集權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高層權力內鬥中去。

用比較流行的現代政治觀點來論，這該叫非民主政治的成本。

夏老先生仍以史為據，評論道：“讀史者每嘆古人之愚，然平心論之，殆非愚也。此蓋出於家天下之極端。人主一家之安危，與天下之利害相連，而每遇皇家變動之時，外廷尚不及知，倉猝之間，其權必歸於外戚、宦官之爭，而影響遂及天下焉。而天下者，亦動於不得不然矣。後漢二百年之史，即外戚宦官衝突之史也。”

我同意夏老先生的分析，在綜合司馬光“東漢風俗論”的基礎上，試以揭示力量上“弱勢群體”、道德上“強勢樣本”的文人集團的政治作為切入點，來重新展現相對遙遠的東漢歷史的一個真實的側面。在這個時代裡，力量強勢的刀與道德強勢的筆，各自揮舞，鮮紅的血混溶了濃黑的墨，寫就了一部棕色的權力與精神對決的歷史。

本書在寫作技巧上，沿襲作者較為成功的通俗歷史著作《歷史上的三種人——皇帝？官僚？草民政治博弈真相》的“基本模式”，寫為3編、9章、27節之狀，便於讀者形成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框架。

為了使這段始於1世紀20年代、終於3世紀20年代的歷史，不致因作者的“模式化寫作”而過分簡化，作者從《後漢書》與《資治通鑑》中萃取了大量的歷史故事，以儘量洗練的文筆表達出來。如此，除了補綴本書的主體之外，還有益於讀者豐富見識，即把這些小故事比照於自己的生活經歷。換言之，歷史小故事往往能提供人生大道理。在另一方面，這些小故事在本書整體設計上，也有“大註釋”的意義，即在正文小注之外，給主體敘述一個更寬闊的歷史背景。有些效果明顯者，一為東漢制度之記，如官秩（什麼叫二千石以與“比二千石”與“中二千石”之區別）；另為社會風俗之記，如民諺童謠，因為它們更能反映出一個社會的真實風貌。

《後漢書》在志部分，獨記有謠，也是一大寫作特色。但是，《後漢書》的志部分不是范曄寫的，而是後人將他之前的司馬彪的著作合進來而成。這樣的歷史趣事，則在本書的附錄三即范曄的小傳中，予以詳述。

附錄二則是東漢的帝王譜系表，表中分列其在位使用的年號，有利於讀者在細節上連貫本書主體部分所描述的各個事件。

最後應當特別說明的是，為什麼在第九章後兩節要寫《後漢書》所涉資料以外的諸葛亮與曹丕？其一，是為了表明知識分子道德抵抗全面失敗之後，這個群體分裂的結